十国时期，中原板荡，群雄并起，偏据淮南的吴国（902-937年）能在乱世中立足并一度强盛，其将领群体的治国安邦策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奠基者杨行密到权臣徐温、徐知诰（李昪），吴国核心将领通过军事革新、政治平衡与经济重建，在藩镇割据的夹缝中构建了相对稳定的政权体系，其策略对五代十国的地方治理具有典型研究价值。
一、军事割据中的奠基：杨行密的武力整合与战略缓冲
吴国的建立始于杨行密从庐州（今合肥）节度使起步的扩张。其核心策略在于：
1. 精兵建设：组建精锐亲军“黑云都”（因黑衣黑甲得名），以淮南流民和骁勇为骨干，形成快速机动的打击力量。据《十国春秋》载，这支军队在清口之战中以五千兵力击溃朱温七万大军，奠定淮南防御基础。
2. 缓冲区构建：通过“以藩制藩”策略，在边境扶植亲吴势力。如拉拢镇南节度使钟传、压制鄂州杜洪，在长江中游形成战略纵深。下表为杨行密时期关键战役及其战略意义：
| 战役名称 | 时间 | 对阵方 | 战略成果 |
|---|---|---|---|
| 庐州起兵 | 景福元年（892） | 唐朝淮南节度使 | 夺取江淮核心区 |
| 宣州围城 | 大顺二年（891） | 宣歙观察使赵锽 | 控制皖南粮仓 |
| 清口之战 | 乾宁四年（897） | 后梁朱温 | 粉碎中原南侵企图 |
二、政治平衡术：徐温时期的制度转型与权力制衡
杨行密去世后，权臣徐温通过系列政治改革稳定政权：
1. 虚君实相：架空杨氏君主，自任大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但保留杨氏宗庙祭祀，维持表面正统性。
2. 养子分权体系：重用徐知诰（李昪）、徐知询等养子分镇要地，同时以严可求、骆知祥等文臣掌财政，形成文武制衡。天祐十五年（918）平定朱瑾叛乱，即是徐知诰与养父协同作战的典型案例。
3. 睦邻外交：与吴越钱氏达成“息兵安民”协议，虽有小规模冲突，但避免全面战争。贞明四年（918）无锡之役后，双方签订和约，使吴国能专注对抗北方威胁。
三、经济重建：从军屯到商税的制度创新
持续战争导致淮南民生凋敝，吴国将领推行独特经济政策：
1. 军屯体系：在庐州、和州等地实施“营田制”，军队战时为兵、闲时垦荒。顺义年间（921-927）淮南屯田面积达万顷，军粮自给率提升至70%以上。
2. 商业激励：利用运河优势，在扬州设市舶司，对闽、越商人征收2%-5%的阶梯商税。同时铸造“大齐通宝”（徐知诰称帝前铸）统一币制，促进货物流通。
3. 盐铁专营：控制楚州盐场，实行“盐引”专卖制度，天祐十年（913）盐利收入占国库四成，成为养军重要财源。下表显示吴国中后期主要财政收入构成：
| 收入类型 | 占比 | 管理措施 |
|---|---|---|
| 盐税 | 40% | 楚州专营、盐引制度 |
| 田赋 | 35% | 营田制、什一税 |
| 商税 | 20% | 市舶抽解、过税 |
| 矿产 | 5% | 官营铜铁矿 |
四、向文治转型：徐知诰的政权重塑
徐知诰（即南唐开国君主李昪）执政时期（927-937），策略重心转向文治：
1. 官僚体系唐宋化：废除节度使幕府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启用宋齐丘、李建勋等士大夫，开启科举取士。
2. 宽刑薄赋：天祚三年（937）颁布《升元格》，减轻唐末酷刑；废除丁口钱，田赋降至十五税一，史载“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
3. 文化融合：在金陵设“礼贤院”，收纳中原流亡士人，编纂《吴录》、《升元宝训》等史书，为后来南唐文化鼎盛奠定基础。
吴国将领的安邦实践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杨行密以军事割据求生存，徐温以政治平衡保稳定，徐知诰以文治改革谋发展。这种根据时势动态调整的策略，使吴国在十国中存在36年（远超闽、楚等邻国），其屯田养兵、盐铁专营、养子分权等制度创新，为五代藩镇治理提供了重要范式。尤其徐知诰的转型，直接催生了十国中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南唐政权，印证了乱世中“武功立国，文德守成”的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