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刘䶮岭南称帝

南汉刘䶮岭南称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卷中，五代十国是一个政权林立、纷争不断的特殊时期。其中，偏安于岭南地区的南汉政权，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轨迹，留下了深刻印记。而南汉的正式建立与“帝国”名号的奠定，皆始于其开国君主刘䶮（音yǎn）。刘䶮称帝，不仅标志着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形式上的最高蜕变，也反映了晚唐以降，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独立性的显著增强，是理解十世纪中国南方历史格局演变的关键节点。

一、奠基与蓄势：刘氏兄弟的早期经营

南汉的基业并非由刘䶮一蹴而就，其源头可追溯至其兄刘隐。唐末黄巢起义后，中原大乱，对岭南的控制力急剧衰减。刘隐之父刘谦因军功任封州（今广东封开）刺史，已初具地方势力。刘谦死后，刘隐继任，他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能力，周旋于中原王朝与岭南诸割据势力之间。他先后接受后梁的封爵，被任命为清海军节度使，实质上控制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东部地区。刘隐广泛招揽中原南迁士人，如赵光裔、王定保、杨洞潜等，为之出谋划策，奠定了政权的文治基础。公元911年，刘隐病逝，其弟刘䶮（初名刘岩）继位。刘䶮继承的是一个已具雏形、相对稳固的割据政权，这为后称帝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与物质基础。

二、刘䶮称帝的过程与政治考量

刘䶮继位后，继续扩张势力，镇压境内反对力量，并西与马楚争夺容桂之地，南与交趾（静海军节度使）时战时和。随着统治的巩固，其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当时中原的后梁政权正走向衰亡，天下无主的态势更为明显。公元917年，在群臣的“劝进”下，刘䶮于广州正式称帝。他最初以“越”为国号，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并追尊父、兄为皇帝，立宗庙、社稷，设置百官，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完整的帝国制度体系。

刘䶮称帝有多重深意：其一，宣示政治合法性。称帝即宣告自身政权与中原五代朝廷并立，乃至宣称继承了刘氏汉朝的正统，试图在法理上摆脱地方藩镇或国王的次级地位。其二，稳定内部与凝聚人心。通过建立帝国名号与礼仪制度，可以提升统治集团的身份认同，强化对境内各族群、各阶层的权威。其三，应对外部战略环境。岭南远离中原，北有南楚、南唐等强国，称帝亦是向周边政权展示实力与独立决心的一种外交姿态。

三、南汉的统治特色与刘䶮其人

刘䶮在位期间（917-942年），南汉的统治呈现出鲜明特点。政治上，他虽沿用唐制，但倚重士人集团的同时，也宠信宦官，这一趋势在其后世君主时期愈演愈烈，成为南汉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上，岭南凭借海上贸易优势，广州作为重要港口，商业税收成为国库重要来源。刘䶮也注重发展境内生产。

刘䶮本人性格复杂，既有好大喜功、奢侈残暴的一面，如广筑宫殿（如昭阳殿、南薰殿），造“媚川都”采珠，刑法严酷；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喜爱文士，并能作诗，对道教方术极为热衷，甚至为自己名字造“䶮”（取《周易》“飞龙在天”之意）字，晚年改名刘龑，这些都反映了他试图构建神秘性权威的努力。

以下是南汉（刘䶮时期）主要事件与举措简表：

四、历史语境与延伸关联

刘䶮岭南称帝并非孤立事件，需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审视。首先，它是唐宋变革期地方独立性增强的体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岭南因地理之便，独立性逐步培育，至刘氏时已水到渠成。其次，南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其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州的海外贸易，这与同期占据福建的闽国、占据浙江的吴越国类似，共同推动了十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网络发展与海洋经济探索。再者，南汉的存续与五代中原政权更迭及统一进程密切相关。北宋建立后，南汉成为最后被统一的政权之一，直至公元971年才为宋将潘美所灭，其长期割据也证明了岭南在地理上的易守难攻与经济上的自给潜力。

此外，与南汉相关的一些历史内容也颇具价值。例如，南汉君主，尤其是刘䶮之后，宦官势力极度膨胀，甚至到了“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者，皆先下蚕室”，然后才可进用的荒唐地步，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是研究宦官专政现象的极端案例。又如，南汉政权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的交往，以及境内少数民族（如俚、僚等）的治理情况，都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结语

刘䶮在岭南称帝，建立南汉政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地方势力坐大的必然结果。它上承晚唐岭南藩镇的割据现实，下启两宋对岭南的再度整合，是五代十国这段分裂时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刘䶮及其政权尽管存在统治严酷、后期腐败等诸多问题，但其在开发岭南、维系区域稳定、促进海上贸易等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南汉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偏安一隅的帝国兴衰录，更是透视十世纪中国南方社会变迁、经济地理与政治文化互动的独特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