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峻跋扈阻立储遭贬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集权与权臣势力之间的博弈屡见不鲜，尤其在王朝初期或皇权更迭的敏感时期，这种矛盾往往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后周太祖郭威在位期间，其心腹重臣王峻的崛起与覆灭，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缩影。王峻曾为后周立下汗马功劳，权倾朝野，但其后因跋扈阻立储而触犯皇权根本，最终从权力巅峰跌落，遭贬死。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后周初期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制约与君臣关系的深刻教训。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他早年经历复杂，曾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臣子，最终成为后汉枢密副使郭威的亲密战友。在郭威建立后周的过程中，王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51年，郭威在澶州军士拥戴下黄袍加身，回师开封，代汉建周，王峻是核心策划与推动者之一。因此，后，王峻被任命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位居宰相，掌握军政大权。太祖郭威对其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

然而，随着权势的稳固，王峻的性情逐渐显露。《旧五代史》评价其“性轻躁，举措率易”。他以功臣自居，开始专权跋扈。其具体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人事上任意进退，凡所请托，郭威必须应允，否则便面露愠色；其二，排挤同僚，如排挤宰相范质、李谷等，试图独揽朝纲；其三，生活奢靡，建造宏大的府第，逾越规制。这些行为已然引起了郭威的不满，但矛盾的总爆发点在于触及了皇权的终极禁忌——阻挠立储。

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子在汉末全部被害，因此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成为关乎国本的大事。郭威意属养子、内侄柴荣（即后来的周世宗）。柴荣才干出众，长期镇守澶州，担任开封府尹，是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然而，王峻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私心，强烈反对立柴荣为嗣君。他担心柴荣英明果决，一旦继位，自己将难以继续专权。因此，他多次在郭威面前诋毁柴荣，并千方百计阻挠柴荣入朝参政，意图切断柴荣与中央的联系，架空其势力。

以下是后周太祖广顺年间（951-953年）与王峻、柴荣相关的主要事件脉络表：

王峻的倒台过程极具戏剧性。广顺三年（953年）正月，王峻竟主动请求兼任青州节度使，以试探并进一步扩张权力。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郭威终于意识到，王峻的野心已无限膨胀，不仅威胁到储君，更威胁到皇帝自身的权威。次月，郭威利用一次王峻单独进宫奏事的机会，预先埋伏甲士，当场将其拘捕。郭威流泪痛陈王峻的罪过，称其“凌蔑大臣，僭越无度，离间君臣”，尤其是阻挠皇子（指柴荣）入朝，形同隔绝父子。随即下诏，将王峻贬为商州司马。这一处理方式，既体现了郭威念及旧情的一面（未立即处死），也展现了其作为开国君主决断冷酷的一面。

王峻事件的发生与迅速解决，具有多层面的历史价值与影响。首先，它巩固了后周太祖郭威的绝对皇权。郭威通过果断处置王峻，向所有文武大臣宣示，任何威胁皇权根本（尤其是继承权）的行为都将遭到无情清洗。这为后续柴荣平稳接班扫清了最大障碍。其次，此事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基础。柴荣继位后，得以大展宏图，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发动统一战争，史称“周世宗英毅雄杰”，这一切的前提是其储位的确立未受长期干扰。最后，王峻的结局成为五代末期政治文化转向的一个标志。五代时期，骄兵悍将、跋扈权臣废立君主之事屡见不鲜。郭威对王峻的处理，显示了中央权威的重塑与对“臣纲”的重新强调，是走向宋代文官集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过渡环节。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王峻跋扈阻立储遭贬死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兔死狗烹”或“功高震主”模式的又一案例，但其特殊性在于矛盾焦点高度集中于“立储”问题。它揭示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位继承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是所有政治博弈的终极边界。即便如王峻这般有定策之功的头号功臣，一旦试图干预或阻挠皇嗣的确立，也会立刻从“股肱之臣”转变为“心腹之患”，其权力大厦会在皇权的反击下顷刻崩塌。这一事件以其鲜明的警示意义，被后世史家反复提及，成为论述君臣关系与权力边界时不可或缺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