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助唐平定叛乱

回鹘助唐平定叛乱

在中国中古史的宏大叙事中，安史之乱（755年—763年）无疑是一场撼动国本的巨大危机。这场由节度使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倾覆了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在帝国命运悬于一线之际，来自北方的盟友——回鹘汗国——的军事介入，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回鹘的援助并非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公元七至八世纪东亚复杂地缘政治与唐回特殊关系的必然产物，其对唐朝的存续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回关系的奠基与演变

回鹘，作为铁勒部落联盟的一支，最初游牧于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流域。其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的漫长过程。隋末唐初，回鹘曾依附于北方霸主东突厥汗国。随着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国力强盛，贞观四年（630年），名将李靖击灭东突厥，回鹘与其他铁勒部落纷纷内附。唐朝于此设立瀚海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开启了双方关系的蜜月期。

然而，东突厥败亡后，北方草原权力真空，薛延陀部落一度崛起。贞观二十年（646年），回鹘首领吐迷度联合唐朝，共同击溃薛延陀，并正式接受唐朝的册封。此后，回鹘与唐虽偶有摩擦，但总体上维持了朝贡与册封的宗藩关系，双边贸易，特别是著名的绢马互市，日益频繁。这种以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可为纽带的关系，为日后回鹘出兵助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史之乱与回鹘的军事介入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叛军势如破竹，迅速攻陷东部两京——洛阳与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肃宗李亨于灵武即位，帝国陷入了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至德元载（756年），唐肃宗为争取外援，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派遣使节敦煌王李承寀与大将仆固怀恩出使回鹘，请求出兵相助。

回鹘当时的葛勒可汗（磨延啜）审时度势，同意了唐朝的请求。他不仅将女儿嫁与李承寀，结为姻亲，更于次年（757年）派遣其子叶护太子率领四千（一说数千至数万）精骑入唐助战。这支生力军的加入，极大地提振了唐军士气。唐回联军在香积寺之战中大败叛军，一举收复长安。随后，又克复洛阳。叶护太子因其战功，被唐肃宗册封为司空、忠义王。

然而，叛乱并未就此平息。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叛军气焰依旧嚣张。代宗再次向回鹘求援。此时回鹘的牟羽可汗（登里可汗）在太子药罗葛·移地健（仆固怀恩之婿）的劝说下，亲率大军南下。这一次，回鹘骑兵与唐军主力在洛阳北郊的决战中，再次展现出其强大的战斗力，大败叛军，收复洛阳。此战彻底粉碎了叛军的核心力量，为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奠定了胜局。

援助的代价与深远影响

回鹘的援助并非无私的奉献，唐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与经济代价。首先，在军事行动中，回鹘军队在收复洛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唐朝官府对此往往无力制止。其次，作为出兵的报酬，唐朝承诺了巨额的岁赐，并大幅提高了绢马贸易中绢帛的价格，即“马价绢”，这长期消耗着唐朝的财政。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政治层面。借助平叛之功，回鹘汗国的地位急剧上升，对唐态度日趋骄横，甚至一度有武力胁迫之意。牟羽可汗在洛阳接触了摩尼教僧侣，并将其立为国教，此后摩尼教借助回鹘势力在唐境内广泛传播，形成了“回鹘常与摩尼僧议政”的特殊现象。回鹘商人（回鹘贾）在长安等大城市也享有诸多特权，时常引发社会矛盾。

尽管如此，从历史的长远视角看，回鹘的援助其利仍大于弊。它直接帮助唐朝避免了迅速覆亡的命运，使得李唐皇室得以延续其统治。同时，这一事件也强化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之间“以夷制夷”或联盟政策的传统，为后世处理边疆关系提供了先例。此外，密切的互动加速了回鹘自身的文明进程，其政治制度、文化习俗都深受唐朝影响，而回鹘人也将其草原文化，如服饰、音乐、舞蹈（如胡旋舞）带入中原，丰富了盛唐文化的内涵。

结语

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是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合作的典范。它深刻地揭示了中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既有基于现实利益的联盟与交换，也伴随着文化、宗教的传播与融合。回鹘的骑兵是挽救唐帝国于危难之中的利刃，而唐朝的丝绸与文化则成为了滋养回鹘汗国的养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关乎两个帝国的兴衰，更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此后数百年的亚洲内陆格局，其回响穿越时空，至今仍为史家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