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宦官屠朝臣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史中，宦官干政始终是侵蚀皇权、引发朝局动荡的一大痼疾。而发生于唐朝中后期的甘露之变，无疑是其中最为惨烈、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这场发生于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件，不仅是皇帝与宦官势力之间一次彻底摊牌的失败尝试，更是一场针对朝臣的血腥屠杀，它彻底宣告了皇权的失败与宦官集团的全面胜利，将大唐帝国进一步推向了衰亡的深渊。

甘露之变的历史背景

要理解甘露之变的根源，必须回溯中唐以降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自唐玄宗重用高力士始，宦官势力开始渗入权力中枢。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猜深，转而更加倚重身边的宦官，使其权力急剧扩张。他们不仅掌握了禁军精锐——神策军的指挥权，更通过“枢密使”和“宣徽使”等内廷职务，深度干预国家政务决策，甚至达到了废立皇帝的骇人地步。唐文宗李昂本人，便是由宦官王守澄、梁守谦等人拥立。然而，文宗并非庸碌之君，他自幼目睹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自身亦如同傀儡，遂立志铲除宦官，重振皇权。他先后重用宋申锡、李训、郑注等人，密谋策划，甘露之变便是这一系列努力的最，也是一场豪赌。

事件核心经过：从“甘露祥瑞”到血溅宫廷

大和九年，文宗与李训、郑注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意图借观看宫中“甘露”祥瑞之名，将宦官头目诱至一地诛杀。十一月二十一日，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李训同党）按计划奏报，称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此为祥瑞之兆。文宗故作惊喜，命宦官首领、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前往验看。当仇士良等人抵达金吾仗院时，发现韩约神情紧张、汗流浃背，恰逢风吹幕起，露出幕后埋伏的甲兵，阴谋由此败露。

仇士良等大惊失色，仓皇奔回含元殿，不顾礼仪，强行挟持文宗向内宫转移。李训见事已至此，知计划败露，只得率金吾卫士卒及部分朝官上前抢夺皇帝，高呼“陛下不可入宫！”并与宦官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杀死宦官多人。然而，仇士良等人迅速调来神策军，局势瞬间逆转。李训、郑注等策划者或，或被迫逃亡后被捕杀。随后，宦官集团开始了对朝臣的系统性清洗。

宦官的杀与朝局的剧变

事变之后，宦官仇士良等完全控制了朝廷和皇帝。他们以搜捕叛党为名，对未能及时逃散的文武百官展开了无差别的残酷屠杀。神策军在长安城内四处出击，逢人便杀，横尸遍地，血流成渠。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朝廷重臣，并未参与密谋，却在混乱中被宦官逮捕，遭受酷刑后，被腰斩于长安城西市的独柳树下，其家属无论亲疏老幼，皆被处死，亲族门生受牵连者不计其数。整个长安城陷入极度恐怖之中，史载“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以下表格简要列出了事变中的核心人物及其命运：

深远影响与历史评价

甘露之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它彻底摧毁了唐文宗重振皇权的希望。事变后，文宗完全沦为仇士良的傀儡，他曾悲叹自己受制于家奴，境遇不如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其抑郁之情，数年后便郁郁而终。其次，宦官集团通过这次血腥镇压，清除了朝中几乎所有潜在的反对势力，其权势至此达到顶峰，完全掌控了皇帝的废立和朝政的运作，直至唐亡。最后，这一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南衙（朝官机构）与北司（宦官机构）的对立公开化、白热化，官僚系统遭到重创，士大夫心寒胆裂，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抗，加速了唐王朝的分崩离析。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甘露之变并非孤立事件。它是中晚唐时期皇权、宦官、藩镇、朝臣四方势力错综复杂矛盾的集中爆发。皇帝欲借朝臣之力铲除宦官，却因计划不周、用人不当而惨败。此变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有相似之处，都是皇权依赖的士大夫集团与宫廷近侍集团进行殊死搏斗而惨败的典型案例，其结果都导致了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和最终倾覆。

总结而言，甘露之变是一场以“祥瑞”为开端，以屠杀告终的宫廷悲剧。它不仅是唐朝政治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危害的极致体现。其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当国家权力核心被非理性的、制度外的势力所把持时，任何试图拨乱反正的努力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更剧烈的反弹与破坏，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