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距今三千多年由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样，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出宫为尼，实在世所罕见，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未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正是东汉谶纬迷信盛行之际，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但佛教自传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的佛教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汉至南北朝，外来的佛教愈来愈具有中国的特色，比较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连年战乱，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为佛教的流传创造了合适的土壤；魏晋玄学所造成的社会清谈风尚，又为佛教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之说，很容易使人麻醉。在这个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为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当无例外，以北魏为例，各帝王大都倡导、弘扬佛法；据史书记载，北魏递传15主（连同西魏），几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导，且主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法，天下承风。大同云岗石窟，成古今无比之伟观。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尺，全山造像142289尊。
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品，题名为200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沙门3000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宫为尼，皆因佞佛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