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道教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唐代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道教教祖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以“道”为基点建立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教徒所继承发扬。
战国中期的齐国兴盛起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教，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所兼容，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与内容，被道教涵盖；《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先秦道士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两汉黄老道教的《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
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陕西咸阳道士茅盈及其弟茅固、茅衷于句曲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百姓感其功德，遂改山名为“茅山”，茅氏三兄弟被称为茅山道教祖师。三茅真君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早于五斗米道的创立近300年。]汉末军阀张鲁伪称其祖张陵于东汉顺帝年间，在蜀地鹤鸣山自称老君“授以正法，命为天师”，炮制其祖孙三张立教说以惑众。实际上是由被张鲁杀害的张修建立五斗米道（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基本经典，[4]修行符箓咒祝、三官手书。后篡教成功的张鲁在汉中建立了地方割据的短暂政权。灵帝时期，黄老道教徒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在疾疫流行时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并建立三十六方来管理。张角在184年领导发动了黄巾起义，遭受统治者的镇压而失败，太平道销声匿迹。
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和下层民间符水道教。茅山道人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老庄玄学盛行，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364年，上清祖师杨羲得南岳夫人魏华存授予《上清大洞真经》等天书玉册，传承上清派；同时期，葛巢甫传承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的道教，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得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江南地区流行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的天师道。
北魏太武帝时期，封建史上第一位被皇帝承认的的天师——寇谦之，称奉太上老君之命，以去除“三张伪法”（张陵、张衡、张鲁）和礼教为原则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所以北朝历代皇帝都得临坛受道家法箓，老氏之教大行于天下；南朝宋文帝时期，上清派传人陆修静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天师道进行改造。寇谦之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南朝梁时期，茅山大宗师陶弘景继续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广大了茅山上清派，使之成为今后的道门正统。
佛教初来中土时有意和道家（道教）保持一致，而最早依傍道术而流行。佛教主要吸收道家义理与道教方术，而后在北魏僧人昙鸾亦曾从道教真人陶弘景学习“长生术”，唐代佛教禅宗思想的确立，也受到当时皇室推崇道教——老庄思想盛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5]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