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良渚社会中神权、王权和军权的权威，集中在玉琮、钺、瑁、镦等玉器上充分的展现。这些玉器在工艺上最高的技术，往往表现于玉器表面上精致的刻画。玉工可以在一毫米宽度上徒手微刻3至5条纹饰，被视为良渚玉工艺空前的绝技。这种微刻所创造的神人兽面象征，就是良渚王权的王徽。
中国东南36,000平方公里广大环太湖流域中，良渚文化的遗址分布星罗棋布。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和周围的遗址群为当时文化的核心。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中，居中的莫角山宫殿区为重中之重。莫角山宫殿西北角的反山墓地，被誉为良渚文化的王陵。反山墓地居中的M12号墓是迄今良渚墓葬中巅峰的代表。反山M12出土玉器的单件，就达到647件（不包括玉粒和玉片）。学术界公认良渚文化最硕大的琮王、钺王，均出土于此墓葬中。从反山M12发现的琮王、钺王等玉器上刻有众多的神人兽面象征。另一方面，反山M12神人兽面的微刻技术，展示良渚玉器中高端的绝技，反映王者惟我独尊的身分。
反山M12出土玉器，提供了我们深入理解良渚文化玉器生产和消费实况等的良机。良渚文化社会仿如金字塔式分层，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平民与贵族在玉器制作生产与消费上有着显着的差异。良渚社会上可能出现过玉器生产分节构造组织（Segmented manufacturing sequence of jades），也就是说玉器生产由一些不同的空间、社会阶层玉工分工制作而成。民间玉工可以参与采集玉料、初步加工或者是制作一些简单的玉珠、管、坠、锥等器物。他们可能需要向贵族阶层上呈玉料和玉器素材。贵族以至王室则控制玉原料及高级玉器的制作，如玉琮、玉钺、玉瑁、玉镦、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等，特别在玉器表面上精致的微刻技术，结合神权象征的创作，都由良渚社会最高统治阶层所垄断。这些高层次王室中的制品，专供贵族阶层或者王者个人和亲族范围内的消费。
反山M12中的琮王（98）、钺王（100-1）、瑁（103）、镦（91）、玉柱形器（87）五件玉器制作，精湛微刻技术均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成为同类器物中的极品。(图一)
图一 反山M12琮、钺、瑁和镦等玉器的出土位置
这方面充分显示良渚文化具有微刻的玉器，就如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近三十年对良渚文化深入研究显示，良渚社会中不同的玉器存在很大的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就算是同类型玉器亦可能因玉质、颜色、大小、加工技术和特殊象征符号存否等，出现价值上显着的差异。此中微刻技术和象征符号更是良渚时代衡量玉器价值重要的因素。
良渚的玉琮可能存在价值等级递变。如果假定反山M12：98号琮王为最高的标准，而微刻又是最困难的高科技，M12出土的六件玉琮，可顺序分为五类。
98号琮王出土左肩上方，属于I类。II类包括93号和96号玉琮，神人兽面纹微刻极为精细。III类90号玉琮有神人兽面的浅浮雕轮廓，风格和II类的玉琮相近，但欠缺微刻，可能尚待进一步的加工。IV类97号琮有神人兽面浅浮雕，刻划达不到微刻标准，整体风格与I、II、III类的玉琮不同，可能是王者或贵族间外来交换的。V类92号玉琮重圈管钻眼，不具备浅浮雕，技术上相比显得粗糙，属于最低的档次。以上对玉琮的五种分类，反映良渚时代玉琮的价值等级递变。(图二)
图二 良渚反山M12玉琮价值等级递变
良渚最高档次的玉器，当然也具备有不可渡让（inalienability）的特质。以上举列反山M12出土的五件玉器中，从微刻风格和器形的组合分析，前四者玉器的微刻可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即视为同一个人之创作。(图三)
图三 反山M12中出土琮王、钺王、瑁和镦的玉器，微刻风格十分相似，可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
（作者：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 原文载于：《良渚玉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