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千纪，近东地区早期国家起源研究的重心逐渐向两河流域上游地区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下游传统核心地区难以顺利开展考古工作。本是迫不得已的重心转移，却为从更宏大的地理和文化背景认识丰富多彩的早期国家起源进程提供了新资料和新思路。2007年，叙利亚北部布拉克遗址的发掘被评为当年的世界考古十大新发现，其研究成果在《科学》杂志上隆重发表。近年来，土耳其东部阿斯兰遗址的连续重要发现又引起学界强烈关注，在2015年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荣获优秀田野考古奖。
遗址地貌
阿斯兰遗址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肥沃的马拉特亚平原上，公元前5000多年即已经成为一处重要聚落，其后数千年间历经沧桑、持续发展，逐渐堆积成高30米、面积45000平方米的土丘，直至公元前712年被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彻底摧毁。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就对该遗址的上层进行了发掘，发现新赫悌时期（公元前9—前8世纪）的两侧有石狮护卫的城门，遗址因此得名。1961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开始在此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延续至今，目前由罗马第一大学的女考古学家马赛娅·佛兰西帕尼教授主持。遗址深厚的堆积被划分为八个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出现在下部的第VII期和第VI期。
阿斯兰聚落发展到第VII期（公元前3800—前3400年），社会经济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首先是规模急剧扩大，遍布整个土丘，达到4万多平方米。其次是明确出现了不同的功能分区。东北部为平民区，只有小规模的土坯房屋，流行在屋内埋葬死者的居室葬，但随葬品很少。在地势高爽的西部则耸立起了土坯墙厚达1.2米并有精美壁画的大型建筑，应为社会上层的居址。在其附近最高的位置，出现建筑在巨石基座上的C号神庙，为由中心主室和东、西侧室组成的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三合一”式建筑。中心主室面积约130平方米，中部有一宽大的低台，台周围散布大量成批生产、形式划一的陶碗，推测是举行宗教仪式过程中消费食物的遗留。西侧室已经被破坏殆尽，东侧室内也堆放着很多批量生产的陶碗，东南角则出土大量有印章痕迹的封泥。推测神庙中经常举行有大量公众参与的仪式活动，活动内容涉及食物分配和享用。
第VI A期的大型宫殿建筑的壁画
第VI A期的大型宫殿建筑的壁画
第VI A期宫殿建筑
第VI A期宫殿建筑壁画
第VI A期宫殿建筑过道和储藏室
进入第VI期早段（VI A，公元前3400—前3000年），阿斯兰继续蓬勃发展，达到顶峰。C号神庙被废弃，在其南侧，沿土丘的西南边缘，建起了更宏大的、占地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建筑群被狭长的过道分为两部分，各有一座小型神庙和多个储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场所和贵族居室等，过道等位置残存有精美的壁画装饰。过道北端为宽阔的庭院和编号为37的大型宫室建筑。宫室内正对入口处，为一个有三层台阶的平台，可能是摆放“王座”的位置。台前有两道略高出地面的抹泥长台，应是为朝觐者行礼而设置。与第VII期相比，神庙规模缩小以及与公众活动场所分离。北侧的神庙B只有一个狭窄入口，仅供神职人员出入，公众只能通过两个窗口与他们交流。
出土封泥
对封泥的微痕研究
封泥
建筑群内的堆积中发现5000多件封泥，其中2200件上有清晰的印章痕迹。对封泥的化学成分分析表明，制泥原料产自当地。印章实物只发现了两件，对印痕的显微观察发现，印章质地主要为木、石和动物骨、牙等。印章的规格从边长2厘米到8厘米不等，内容多达220种，主要为食草动物形象，也有食肉动物、蛇、鸟和少量人物形象，呈现多种工艺风格，应为不同作坊制作。与这些封泥共同出土的是大量盛放饭食的陶罐等容器、用于分发食物的批量生产的陶碗，还有大量绵羊的骨骼等。储藏室A340中的175件封泥均遗落在被开封的容器边，有30种图案，是程序复杂的大规模食物分配活动的重要地点。有些封泥是封盖在储藏室门的木锁（目前所知最早的锁）上的，表明储藏制度之严密。绝大部分封泥（超过5000件）被有意掩埋在了A206号坑中，形成食物储藏和消费的珍贵“档案”。
第VII期贵族居址
第VII期仪式建筑和出土的陶碗，封泥
与第VII期时神庙及宗教仪式与公众食物分配空间合一的情况不同，进入第VI期后，宗教成为与公众更加隔绝、但也更具威慑力的由少数社会成员控制的神秘统治工具。同时，对公众的管理已经与宗教活动分开，规模显著扩大，也更加日常化，由专门机构按照复杂的制度施行。因此，此处大规模的建筑群成为近东地区最早的具有公共管理功能的“宫殿”之一。大量封泥的出土表明，食物分发活动是公众日常管理的重要形式，与偶尔举行的特殊宗教活动无必然联系，即分配食物很可能是日常性组织大规模人力进行各种生产和建设活动后支付薪酬的方式。这表明以社会上层对食物资源的控制为基础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发展并制度化。
宫殿区的III号房间内，发现9把砷红铜短剑、12件长矛头和其他金属制品。短剑制作精良，是目前世界最早的剑的实物，比其他地区的发现早近1000年。房间入口处有铜制门插销，应是严密防守的重地，表现出阿斯兰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重视和掌控。
第VI A期 宫殿III号建筑内出土最早的剑，砷红铜制
长期以来，两河流域上游地区一直被认为是被动接受下游文明起源核心区影响的“边缘地带”。世界系统理论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流行以来，该地区更是被定位成为核心区提供各种资源的附庸，或只是核心区强大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布拉克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5千纪晚期，即下游地区的乌鲁克发生“城市革命”之前数百年，上游地区已经出现大型仪式性建筑，开始了早期城市化和国家起源的进程。阿斯兰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北部地区存在独立的早期国家起源进程的推断。虽然并没有发现像下游地区那样成熟的文字，大型宫殿和大量封泥展示的复杂管理系统、金属武器宣示的军事权力表明阿斯兰也几乎与乌鲁克同时开启了向早期国家演变的进程。遗址中发现的带流罐和一些印章具有乌鲁克风格，但这些相似因素在整个文化遗存中比重很小，难以证明乌鲁克对阿斯兰社会发展的强烈推动。
两河上游地区的持续新发现清楚表明，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地区先行发展又波及四方的情况。更符合考古资料的模式是：各区域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平等交流中沿各具特色的道路平行发展，在较晚的阶段，某些地区因风云际会，才会脱颖而出，形成强大核心区，这对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颇具启发意义。（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9月15日08版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