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之前，上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市场上流通的毒品，既有“烟”(鸦片)也有“毒”(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等合成毒品)。据上海市公安局1935年的统计，全市鸦片消费者人数约为12万人。上海地区(含郊区)每月的鸦片消耗量为600担左右。其中400担为“官土”，主要来自云、贵、川三省。其余200担，则由东北、热河和伊朗等地“非法”输入的“私土”构成。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官土”运销中断，走私毒品也因交通阻隔难以为继。毒品供给不得不依靠少量个人走私和战前的“存货”。鸦片的价格也因此由每两3元飙升至15元。
面对毒品贸易这一巨大财源和战争爆发后上海毒品市场的无序状态，日军当局很早就计划将这一“生意”控制在手中。战争初期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以楠本实隆为首的“日军上海特务部”——每年的活动经费仅有区区20万元。此外，各级傀儡政权由于收入匮乏，经济上也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在占领华界之后，他们乐观地认为毒品贸易将大大缓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他们估计毒品贸易每年可带来3亿元的可观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区。为推动上海地区的毒品贸易，攫取更多财源，日本当局不仅对本国浪人在上海的贩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至还在日军控制的闸北、浦东和公共租界东、北两区实施毒品公卖。
1937年11月，一个背景复杂的日本人藤田勇受上海日军之托，通过“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从伊朗订购了一批重达20万镑的鸦片，用于上海销售。为销售这批鸦片，楠本实隆又将另一名日本浪人——里见甫请来负责此项工作。1938年春，第一批伊朗鸦片到达上海后，里见甫便开始接受订货。由他主持的鸦片贸易十分隐秘，土商只需通过电话即可订货。一旦接到订单，他便派遣部下前往日军上海特务部申领鸦片批文，然后到仓库提货，并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交易。为保证安全，有时日军也直接参与毒品押送。由于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这类交易常常被不知内幕的日伪警察所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