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召开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奏响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序曲。
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周鹏、雷鸣，曾踏访子长县瓦窑堡，对当年在这里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前因后果进行了采访。中国军网记者宣琦也曾采访瓦窑堡记者旧址，拍摄下许多珍贵文物。
刘志丹
千钧一发：下令释放刘志丹
在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馆长徐宏伟讲述了这里发生过的革命历史。
早在 1924年 ，共产党人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活动。1931年～1935年 ，先后有9支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与敌对势力周旋。至1935年4月，境内大部解放，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延川、安塞、延长、靖边、保安(今志丹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
1935年9月瓦窑堡解放，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于10月3日由延川永坪移驻于此，瓦窑堡遂成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心。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获悉陕北正在肃反，且处于步步升级之中，于是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到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于瓦窑堡，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指示王首道(中央保卫局长)、贾拓夫、刘向三等先行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1935年10月30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
1935年11月7日，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数百人抵达瓦窑堡，成千上万的群众吹着唢呐在南门夹道迎接党中央。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居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等18人。
直罗镇大捷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出发，转道安塞，于12月13日秘密抵达瓦窑堡，听取了王首道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12月中旬，关押人员全部释放。
瓦窑堡会议：堪称又一次“遵义会议”
党史资料记载，1935年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等“华北事变”，12月9日，北平(今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瓦窑堡会议旧址内的炕桌及工作用品 中国军网记者 宣琦摄
1935年11月下旬，出席过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了陕北，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之下，为制定新时期党的战略策略，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举行瓦窑堡会议的会议室。 中国军网记者 宣琦摄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革命的急性病。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妄图“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逼得走上一条惟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瓦窑堡会议旧址内展出的周恩来在长征时用过的饭盒 中国军网记者 宣琦摄
决议指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23日，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关于行动方针三个部分的军事问题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相应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瓦窑堡会议旧址内展出的中央领导人用过的公文包 中国军网记者 宣琦摄
瓦窑堡精神：到风口浪尖去抢滩占位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生前曾经回忆，当时还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窘迫于一隅的他们，读到了毛主席这个《军事战略决议》时，“大家对一方面军那种准备要直接对日作战的凛然正气和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创精神，十分钦佩和向住。”
毛泽东是一个冷静务实的军事家，他不可能不清楚这样一个冷峻的现实：刚刚在陕北站下来的党中央，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苦苦相逼的国民党军队，一个红一方面军的力量与之相较就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如果还要承载起“直接与日本军队作战”这个目标，那简直就跟“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差不太多了——这可不是光凭一腔血气冲顶的爱国热情就能应对危局啊!
然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高于时人世人之卓识恰恰就在于此：危机之中有时机，只有“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冲上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共产党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与全力支持，才能为民族也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任何远离民族革命斗争大潮中心去寻求偏安之隅的念头，都是理当受到批判与唾弃的“逃跑主义”。
所以，这个深谋远虑的“军事部署总方针”，目的最主要其实还是政治的而不仅仅是军事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就是要勇敢地站在抗日救亡大潮的潮头，在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充当先锋队，成为模范军。不在于这些“部分的战斗”能消灭多少日本军队，而是要打给全国爱国的同胞们看一看。同此间正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样，共产党人所有的武装力量都要挺起胸膛，亮出家伙，来跟日本鬼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一句话，共产党人一定要在民族革命斗争大潮的风口浪尖去抢滩占位。
瓦窑堡：这方水土这方人
1936年6月，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东北军、晋军和北面杂牌军的东、南、北三面的进攻，毛泽东等领导先后撤离瓦窑堡，6月23日下午，东北军王以哲部占领了瓦窑堡，数月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部队南撤到西安附近，瓦窑堡又回到人民的怀抱中。
当年，在这沟壑纵横的大山里，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一群来自五湖四海衣衫破烂的红军在拼命抵抗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当时，这里是红色政权的心脏，她的每一次跳动，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硝烟已经散去，如今，在过去的遗址里甚至已经找不到一粒完整的弹壳了，尘归尘，土归土，只有那一座座纪念碑写满了不屈不挠的征途，字字浸透了鲜血和生命。曾经心惊胆战挣扎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后辈已经安居乐业，享受着蓝天，白云，绿山，清水，还有山涧的红枣和红苹果。这里是陕北。
延川县永坪镇会师广场，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围在一起玩牌，和煦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当年长征第一支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方就在他们的脚下。红军到达的时候，这里的人民能拿出珍贵的食物送给红军，打心底欢迎这群为了劳苦大众转战而来的战士。
胜利山广场， 一位环卫工坐在一角，扫视着干净的地面，树上落下了一片叶子，他立即起身拿笤帚去扫，看到我手里捏着一个准备丢弃的垃圾袋，他微笑着，以浓浓的陕北口音说：“放地上，我扫。”俯瞰吴起县城，山川之中，高楼崛起。
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扶着七十多岁的父亲，一拐一瘸地拾级而上，每一步都很艰难。妇女说，他们在乡下，父亲腿骨折了，治疗完正在恢复中，但是他坚持要到刘志丹烈士陵园看看，她就扶上来了。
在富县劳山战役遗址附近，一户人家看到记者采访，拿起杆子狠狠地朝硕果累累的枣树上敲去，唰唰唰，红枣和绿枣滚了一地，她拾到篮子里用水淘净，一定看着让记者吃，临走，还一定要让拿一把。直罗镇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李婷指着馆内收藏的一个望远镜说，这是红军缴获的，是红军当时使用的最高档的望远镜。望远镜不远处收藏的红军使用过的步枪，据专家测定，射程只有20米。
陕北的窑洞随着革命的胜利享誉世界，瓦窑堡也一样。这里的一孔孔窑洞是简陋的会议室，是简朴的卧室，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点亮了红色政权，照亮了全国。
一路走过，瞻仰了，倾听了，那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追求翻身的穷苦人的队伍，得到了人民的拥戴。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是的，长征是旧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