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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开基:我参加收复独山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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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秋,侵华日军为了挽救其海军在太平洋作战连续失利的败局,力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沉寂已久的中国中南地区正面战场发起了湘桂黔战役。日军在攻陷衡阳、宝庆、桂林、柳州等名城之后,其侵入广西的一支部队,沿桂黔路经金城江乘虚打进贵州省,11月下旬,其先头部队占领了贵阳以南的独山县城。消息传到重庆(抗战陪都),一时人心惶惶,西南震动。

  笔者当时正在中央军第二十九军军部参谋处任第三课课长(主管后勤)。这个军的番号原是川军部队的番号,以后将本是冯玉祥西北军宋哲元的老部队改为第二十九军,在1932年长城抗战、1937年保卫卢沟桥之战中,都以英勇抗日著称。七七事变以后,该军转战华北、中原各地,七年之间这个军的军长由宋哲元而马励武等已经几易其人,这时(1944年)正好是四川华阳县人孙元良当军长。孙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1932年“一·二八”与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是颇负声誉的将领。这个军原驻陕南,官兵中有不少四川人,1944年秋奉命调驻川东,担任陪都重庆的警卫,经西峡口入川。当其行军到达合川时,突奉电令开赴贵州黎明关集中待命。笔者随军部到桐梓时,就得到日寇已打到柳州的消息,情况十分紧急。我奉军部命令驰赴遵义,联系后勤部管制交通的车站司令,组织紧急军运,得到他的支持。我们把川黔公路上所有来去车辆截留下来,一律卸载,配发充足油料,连夜输送部队南下,开往南丹(广西黔桂边境的一个县)。南丹守将是第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他略事抵抗,就轻易弃守。我们不明情况,还在遵义一个劲地把部队运往南丹。第一批从遵义上汽车的军队是第二十九军九十一师(师长王铁麟),当时有浙江大学(因抗战内迁到遵义附近的湄潭)男女学生集队来车站慰劳送行,男生两个人合力抬一个战士(连同全副装备武器弹药,一人抬一只腿)上汽车以示亲切,女生给每个战士点上一支纸烟以示敬意。大家高呼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群情激昂,令人感奋之至。第九十一师乘汽车前进途中,12月7日在独山南边黑石关突与日军遭遇。王师立即与敌展开激战。我军乘车运来驰援,士气旺盛,日寇孤军深入,久已疲惫,优势显然在我方。第九十一师王挽危团长率部顶住正面,战况空前激烈,营长桑拯宇壮烈牺牲(独山车站左侧曾经给这位抗日阵亡的营长立有一座纪念碑);敌军亦伤亡较重,其攻势受挫。我军在黑石关前战斗激烈进行时,据报另一股日军骑兵六百余骑,由黎明关经荔波县,从山地远道迂回窜到独山。这时我第九十一师腹背受敌,乃被迫转移到黑石关右侧的平塘。正面来的日军是坂西一良师团,进入独山与其骑兵会师。这时第二十九军预十一师师长赵楙率部赶到了墨冲,军部和直属部队也随即到达,因参谋长徐得民调往第二兵团(马场坪)张雪中司令部,孙元良军长命我充当军部参谋处长。他下令部队在墨冲南端开进,又令预十一师车泗团长所部占领顶平山高地。阵前观测日军正在构筑工事。日军平时一贯作战方式,必须谨慎搜索前进,总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唯此番深入我方独山,既无空军配合,炮兵也只有山炮,造成这种反常情况的原因,是敌军指挥官坂西一良想捕捉战机,贪功冒进。鉴于日寇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与后勤补给跟不上来,其后方交通线时时都将受到沿途我军的袭击;敌之骑兵下马徒步作战,不但发挥不了优势,反而暴露它的弱点。因此参谋处乃向指挥官建议:趁敌立足未稳,对其发起攻击。孙元良军长采纳了这一建议,攻击当面之敌。下令预十一师展开于顶平山、兔场、四塘一线,向敌攻击前进。当日是1944年12月12日,战场虽已大雪纷飞,我军将士奋勇争先,攻势极其猛烈。同时电令第九十一师由黑石关向独山敌后发起攻击,使占据独山之敌受到前后夹击。第九十七军陈素农部又返回南丹;贵阳方面汤恩伯兵团急调第十三军石觉率部增援,独山敌军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为了避免被全歼的厄运,以炮兵火力掩护骑兵冲出重围,步炮兵跟在后边夺路南逃,退过金城江与其主力部队会合,与我军隔江对峙。

  此为笔者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的点滴回忆,但就在那么短短的二十来天战斗时间里,独山虽是一座小县城,一失一得之间,却关系着大后方的安危,对人心的影响不小。独山收复后不久,重庆慰劳总会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率领一个慰问团来前线劳军,她在独山车站铁道宾馆的慰问宴会上说:“感谢将士们打退了日本鬼子,收复了独山,国民党中央曾经打算把国民政府迁到西北兰州去呢。”足见当时独山之役,关系全局。

  (此文写于1985年5月)

  (来源:《成都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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