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下旬，体检合格的大学生们在后宰门广场集中编队，准备出发。成都各界代表和从军学生的亲友、同学齐来欢送。大家一起放声高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等抗日救亡歌曲。同仇敌忾的炽烈气氛，弥漫广场。欢送行列中有一位女高音登台歌唱：“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染遍祖国大地的自由之花……”激昂深沉的歌声，使满场征人、亲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欢送会后，同学们分乘数十辆卡车，在沿途街道的鞭炮送别声中，驶往新津军用机场。大家在车上谈笑风生。有的同学触景填词：“破浪乘风，荷戈上道，斜阳有意来相照。他日丹心照汗时，忠魂浩气存芳草……”
我们到达新津机场，已是黄昏。匆匆吃过欢送会上散发的点心，又按五十人一组重新调整编队，依次候机。我所在的一队于晚上九时许，登上一架美国的C—46运输机。除一身衣服和简单盥洗用具外，什么也没有带。大家在机舱内背靠舱壁相对席地而坐。“去吧，兄弟呀”的女高音，老是在我的耳际回荡，思绪万千，不禁联想起从军前夕，王达非老兄对我的殷殷嘱咐，想起他的“深院氍毹秦舞急，豪门丝竹郑音多……”“愿结同心挥热血，黄龙痛饮酒千觞……”等愤时慨世的诗句。当夜将近十一时飞临昆明，皓月当空，滇池在望。飞机顺着机场灯光跑道平稳着陆。我们被送到机场附近一排排简易的军营安宿时，已经过了午夜。军营营房灯光昏暗，搭起的木竹通铺，要挤着睡下一百多人。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这批大学生新兵，就在一个上午分批坐上十几架运输机飞往印度。发给每人三个馒头两个包子、两人一壶开水当作午餐。领队还带了些镇静药剂，说是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时，飞机要上升到六千至八千米。当时的飞机，没有恒温恒压恒湿的“三恒”装置，飞越驼峰，是对一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严峻考验。因头天晚上大家都没睡好觉，早晨的“夹沙饭”又没有吃饱，我只吃了两个包子，我们这一队中午才上飞机，飞越驼峰时，我便成了几位“昏厥患者”之一。临近驼峰前，有位美国军人从驾驶舱走到机舱查看，询问大家有无不适感觉，他和我左邻的一位同学交谈了几句。这位同学的英语较好，一问才知是川大外文系的，名叫丁耀瓒，抗战中期从上海辗转来到成都就读川大。将近下午三点，我们在印度北边的汀江机场降落。一下飞机，立即由美军驾驶的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兵站。
12月的印度，下午紫阳高照，近似四川的仲夏季节。到了兵站，进入一幢有纱门纱窗的营房。领队人宣布：除了留下手表、戒指、钢笔外，把衣服全部脱光拿在手上。随后就列队赤身走出营房，把脱下的衣服全部甩进路边一个正在燃烧着的火坑。先依次领取香皂、面巾、浴巾，进入一间有许多喷头的淋浴室洗澡后，再依次按身材领取内裤、汗衫、衬衫、军装和鞋、袜各两套，毛衣一件，军帽一顶，水壶、挎包各一个。最后，又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几十公里外铁路旁边的军用帐篷住了下来。
铁路的一边是森林，另一边是河流。铁路与河流之间有一百多米宽的开阔地，有几十个军用大帐篷。每个帐篷住十六个人。对列通铺上摆好了卧具、背包以及面盆、碗、筷、搪瓷盅、牙刷、牙膏。我们刚分配好铺位，就吹哨用晚餐。每人发给肉、菜罐头各两个，米饭和米汤由炊事班送到各个帐篷。用餐时，已在此地一个多月的炊事兵，挨次向各帐篷打招呼：“罐头打开后最好不要吃完，以免猴子给你带来麻烦!”夜间只有煤油灯照明，好在又有月色。饭后大家走向森林、河边，欣赏异国风光、天竺情调。睡前，炊事员送来香蕉。见到两位炊事员，都是四川老乡，分外亲热。其中一位很健谈，介绍了许多情况。听说我们是大学生，他说：“你们要去加尔各答附近的兰姆伽，开坦克。”他的根据是，只有读书人才开得动坦克，把大家都说笑了。我们说这里的伙食开得不错，他叹了口气说：“划不来，这里供应由盟军出钱，分甲、乙、丙三等。先来联系的我国军官生怕出钱，只要了个丙等伙食。而印度兵都吃的是乙等伙食。”这一晚，大家睡得很迟，但睡得很熟。第二天一早起来，有的同学的帽子、罐头，被猴子拿走了。有的同学还被猴子拍了脑壳，醒了见是猴子，吓了一跳。我们这个帐篷，照炊哥的吩咐办，还算平安无事。上午见到一些印度女郎进森林拾柴火，语言不通，只好礼貌地笑笑。下午，学到一个印度词语“哈卡”，词意类似我们的“很好”、英语的“OK”。这一下，大家一见到印度人就伸出大拇指说“哈卡”，对方总是高兴地报以微笑。这里，白天酷热，早晚凉爽，温差很大。帐篷生活过了三天，我们又出发了。
军车把我们送到汀江城附近几公里的军营，营房在公路旁边的树林里。纱门纱窗，U字形的间隔通铺，每隔睡六至八人。另有休息用的房子，陈列了些书报。比昆明营房和河边帐篷舒适多了。大家关心分到什么兵种，怎样训练，何时参战。好几天都得不到确切回答。管事军官把我们按营房编队，自选临时头头。宣布：允许自由活动;可以投寄军邮和国内亲友通信;上街赶集，必须三人以上同行。还讲了些仪表、礼貌之类的要求。一日三餐，两次水果。有时能吃到鲜肉、鲜菜。每两天还发给一包香烟和一叠卫生纸。此地接近印缅边境，柏油公路上车声隆隆，特别是夜间，数十或上百辆军车向前线运送弹药物资，车灯光柱闪射，照亮天际一角。驾车的多是美军黑人士兵，车速很快。战争气氛相当浓厚。
白天，有些人在军营内玩扑克、下棋、聊天或者上街赶集。我和川大、齐大、华大几位同学去汀江街上玩了几次，来去都可以招手搭乘军车。所谓汀江城区，只有我们的小场镇那么大。有百货商店和饮食店，地摊不少。有些印度人会讲英语，他们还会说“顶好”。路上相遇，他们伸起大拇指说“顶好”，我们就回以“哈卡”。我们也换了些“卢比”，上饮食店喝点饮料，吃些点心，异国风味，品尝而已。上街的同学，多半都去拍了两分钟取相片的“快照”留念。汀江街头竖了些大幅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彩色宣传画，用中、英文书写。以汀江为中心，中、英、美的军营各在一方。遇见英美军人，彼此要敬礼问好。他们还会把食指中指形成一个V字，说声：“Victory!”预祝胜利。他们的住、吃都比我们好，有时还向我们敬上一支CAMEL，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不会吸烟，更奇怪我们这些兵还会说上一些英语。
我们在汀江度过了1945年元旦，待了七天后又开拔了。这次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军车，在军用便道上行驶。来到两岸是树林的一条河边大开阔地。营房不少，还有大操场。一些没见过的军官，在操场上点名编队，宣布建立学生军营，分为五个连队，直属新六军二十二师，我被编入第三连。训练期间，一律按上等兵待遇。第二天给每人发了一张表格，除了姓名、年龄和亲人职业等项目外，重点是填写在什么大学、什么系、念了几年。第三天、第四天是领枪支弹药。第五天，军部、师部来了四辆军车，把学医的、学外语的和快要大学毕业的接去一百多人分配工作。于是又重新编为四个连队，才正式开始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安排，从徒手队列开始，然后是持枪、瞄准、实弹射击、作战那一套步校军训规范。枪是美械，卡宾、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箭筒等，比国内部队的装备优良多了。训练计划安排是，一周训练六天：三天操场，两天半课堂，半天文体活动;休息一天。每周可以看一两次电影。
我们在丛林训练的两个多月中，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印缅战场上，以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为主力的盟军，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逐出了缅甸。取名“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已基本打通。1945年3月下旬，按计划，训练还没有结束，学生营就匆匆奉命向缅甸进军。训练期中，又陆续调走了一百多名同学，只剩下三个连队。临到开拔时，营长宣布，训练成绩很好，大家一律提升为下士。我在班里当过列兵、弹药兵、机枪射手。这时，大家又把我选为副班长。
我们坐着军车沿公路搜索前进的任务，应当说是很轻松的。因为打败日军收复缅甸的激烈战斗之后，已经有三批我国军队经缅甸回国，我们算是第四批。日军留在森林里打冷枪的狙击兵，已经极少了。只要沿着公路前进，不深入山林，是不会遇到敌人的。意外的是，乘坐几辆吉普车的尖兵班同学，在途中休息用餐时，贪看山林的奇花异草，深入丛林，突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打伤各一名。躲在树上的敌兵当场被我们包围击毙。这是学生营在缅甸战场上唯一的一次战斗和牺牲。
行军沿途设有接待兵站，一直到密支那附近，才见到一些民房和缅甸老百姓。小铁路杂草丛生没有通车，断垣残壁，田园荒芜，到处是战乱后的凄凉景象。有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一片草深及膝的田野上闲谈，有位同学无意中从臀下摸到一只军用皮鞋，站起来一拉，竟然是一只套着皮鞋的右腿，已经干缩了。看来，此地曾经是激烈争夺过的战场。从鞋袜裤料看出，死者是我国的抗日烈士。怀着敬意，我们挖了个坑把这位“春闺梦里人”的尸骨给掩埋了。
在密支那待了几天。有天上午，发下来一些慰问品，还通知下午参加劳军文艺大会。我们整队前往，席地坐在草坪中间，两侧是英、美军，前面坐了一些中外军官。临时搭起的戏台上，由美国的影剧歌舞劳军慰问团表演节目。好莱坞女影星丽丽蓬丝的女中音歌唱最受欢迎，台下一再叫喊：“Encore(再来一个)!”连续唱了三支歌还下不了台。她被士兵们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就邀请从美、英、中部队各选一名士兵上台，她一一握手、拥抱、亲吻。齐鲁大学从军的英俊高个子老P，代表中国士兵去接受了“亲热”的慰问。
这以后，我们又分别在八莫和畹町短暂驻留。人烟渐渐多了，缅甸人朴实热情，对我们很亲切。靠近中缅边境的，还会讲中国话，常常欢迎我们去家里喝茶。有位老板把我们请去商店楼上，招待糖果点心，再三表示对中国部队的敬意和感谢。
离开密支那时，学生营改为按连队行军，每人坐一辆敞篷吉普车回国。驾驶兵是早期到印度的远征军，给我们讲了许多在印度南方受训和接受军援的事情。他们都是征兵或拉壮丁到的印度，有点文化的人才分到驾驶、通讯这类兵种，文盲、半文盲都当步兵。和我们比起来，这些司机算是老兵。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后，对我们很尊重，一路上还教我们驾驶技术。这一百多辆浩浩荡荡的中、小吉普车队，朝向祖国继续前进。
1945年3月，我们回到昆明，驻扎西山军营。学生营没有任务，就结伴到市内观光游玩了几天，尽情领略春城景色。随后，我们坐火车到了曲靖。半个多月中，又调走了不少同学到军、师、团部去工作，学生营只剩下两个连队。班长调走了，由我接替。不久，又把我从连队调到师部参谋处打杂，按中士待遇。这以后，我就随师部到了湖南芷江，驻扎了三个多月。这段时期，部队在湘西和日军打了两仗，收复了几座县城。学生营的两个连，担任过一次预备队，一次侧翼防卫，都没有在战场上和日军直接交火。我在师部每天做些抄写和跑腿之类的杂务。这已是1945年夏季，盟军节节胜利。我们经历了5月9日德国投降的喜庆，又迎来了8月15日日本投降的举国欢腾!
我们真是幸运，当兵七个多月，就欣逢八年全面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消息，军方获知较早。我们把《军中日报》赶印的《号外》，在芷江这座不大的县城沿街散发。满城鞭炮轰鸣，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兵们聚在一起欢谈，都希望从此以后，国家能够民主富强起来，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有的同学还向部队长官提出“抗战胜利了，何时能退伍回家复学”的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应当服兵役两年。除非对你们另有规定。”
8月下旬，胜利鞭炮的硝烟刚刚消失，我们师部各处室就奉命飞往南京，进驻孝陵卫军营。工作也紧张忙碌起来，连师部副官处的军官们都忙于各种各样的接收任务，剩下来给我们打杂的工作，就更多了。
1945年“双十节”，新六军二十二师在南京参加何应钦主持的胜利阅兵式后，于10月中旬乘火车开赴上海。在《双十协定》大喜讯的背后，暗藏着爆发内战的大隐忧。军中盛传到上海后要乘船去武力接收东北三省。日军已经投降，向谁武力接收?大家心照不宣。同学们在南京再次提出退伍回家复学的要求，又一次遭到拒绝。到上海不久，我就接到一封“母逝”和一封“父病危”的急电。我四岁时生母即已病逝，这“母逝父病”的电报，使我心中明白是家里人为我离开部队制造的理由。于是，借此报请比较开明的何玉书参谋主任批准我回家奔丧。就这样，11月下旬，我就脱下军装，乘“民生”江轮回到四川。
(此文写于1985年6月)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成都抗战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