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作者照片，以淞沪会战中普通一名士兵照片代表
薛朝会：不详
籍 贯：河南汝南
部 别：陆军第六十九军五十七师野战补充团通讯连
职 级：文书上士
先由我被征入伍说起。民国施行征兵制度，是由民二十五年先在河南开始，成立豫南师管区，十月间开始征兵，征服兵役办法是家有兄弟三人，即应征一人，这时地方实施保甲制度，村庄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保上面是联保，设有联保主任，我们这个联保，共应征六人，我是其中一个，应征者中，家庭环境好的，大多花钱请人代替。
我家虽有能力请人，但我不同意如此作，决心应征，同时也是受到我大哥鼓励，他非常爱我，也是我最尊敬哥哥。大哥很有远见，也非常聪明，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人缘也好，亲友都知道薛潮海喝酒划拳，没有人能赢得了他。可惜受到生活环境关系，虽有过人聪明智慧，亦难发挥其才华。因此他认为我虽然读不少书，不出外去闯，很难有所发展。所以他同意我的决定。
中央教导师士兵在练习单杠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离开温馨的家，踏上陌生的路途，中午时分，走到杨埠西十余里的地方，休息片刻，就在路边摊吃了一碗羊肉面片，稍稍有点辣味，也许是饿的关系，觉得非常好吃，至今记忆犹新。当晚到了汝南县城，晚饭吃的是馒头、大头菜、白开水。临睡没有床铺、没有棉被，只有麦秸铺地。无奈只好躺在麦秸堆里和衣而眠。
第二天走到驻马店，吃的仍是馒头、大头菜、一碗稀稀的菜汤。第三天由师管区人员监管，由驻马店走向信阳的道路。此时被征者约有二百人左右，沿途监视森严，以防逃脱。经明港到信阳，师管区人员把我们移交军方。此次豫南各县被征者，总共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开始军训，正式成为国家的一个军人。
民国西安街道
在信阳受训快结束时，适逢西安事变，于是部队开拔至西安，我们到达西安的时候，事变业已平息，但各部队尚未离去，都集结在西安西门外广场，约数万人之多，聆听高级长官训话，当然我们也在其中。此时仅知杨虎城被捕，对西安事变始末，不得而知，也无从去问，同时也没有去问的必要。听完训话之后，即住进西安西北约数华里之遥的营房，分别编入正式部队中。
我原是学生被征，较其他新兵知识水平稍高，就编入团部通信连。接受课程，当然与其他兵种不同，部队的番号是整编第五十七师野战补充团。当时通信连是张连长，未久调升团副，遗缺由王凤岐接任(王连长一九三九年被勤务兵用铁钉穿耳身亡，勤务兵掠其财物而逃，此系后事，顺便一提)。
阮肇昌将军
团长龙子玉、旅长姓谈、师长阮肇昌。在西安受训时间，编入步兵连的同乡，有被打的，有被骂的，他们向我诉苦，我心里也很难过，就偷偷地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厕所墙壁上(第二营与通信连共用一个厕所)，大意是说：我们在家都是被父母疼爱的矫矫者，被征入伍远离亲人，为国效力，现在受打挨骂，如果是官长的兄弟亲友处此境地，能如此对待吗?希望各位官长，善待下属，多予言词教导，少予打骂责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纵有小过，衡情处理，期能使受罚者，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如此则收效更巨，至所企盼。记得我写满了一张信纸，事隔已六十五年，详细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后来不知被谁撕下，送交第二营长，于是营长就召集全营官兵追查是谁写的，当然查不出所以然来，因我不属于第二营的人。这是在第二营服役的同乡告诉我的情形。
在西安受训期间，每星期由连长或排长带领到西安城内澡堂洗澡一次，有时去看曹金顺演唱河北蹦蹦戏(评剧)，当时觉得她唱得很好，声如黄莺，至今音犹在耳。同时又见到一位残废人，没有双臂，用脚来表演点火吃烟及其他动作，年约四十多岁，后来听说这个人是日本汉奸。
各地军队赶去上海参战途中，民众在车前送水。
日本侵华七七芦沟桥事变，淞沪战事接续发生，我们部队由西安开往上海，八月十三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到达上海老龙华车站，火车刚停下来不久，日机即来轰炸，这时我们通信连已离开火车，在附近地方休息。事后听说第三营士兵被炸伤数人，当晚卡车来接，车不开灯，怕被日军发现派机轰炸。到达前线，下了汽车，不知东西南北，只见前方有数里长的火光，如台风般的喔喔声，时而有呱咚呱咚炮声，听不见机枪和步枪声，流弹火星不停地由头顶上飞过，敌、我射出子弹的密度，可想而知。这时只有听从命令，不知害怕，后来听说上海抗战，开始时，是由七十八、八十七两个师先与日军接战，伤亡最为惨重。
通信连是团部直属单位，随团部行动，毕竟团部距前线较远一点，因为团部前方还有营部、连部、最前线是步兵排。这天夜里去到哪里驻扎，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经过大场，因为大场外面有被日机炸毁的汽车，有的还在燃烧。有一排楼上面书有大场二字，至今记忆犹新。这天好像就住在大场附近的地方，战场附近老百姓皆已逃离，村庄房屋空无一人，部队都是住在民房。在淞沪战役初期，部队调动频繁，记得我们到过闸浦、浦东、闸北、南翔等地方，后来到江湾一带住得比较久，最后到江湾上海新市政府。
在闸浦附近住的时候，有一天夜晚，我们一班人去查线(团部通营部电话不通，由通信连派人去查)走到一处高粱地头时，突然砰砰两声枪响，有一枪打中一位同事的右肩，放枪者在高粱地，高粱高过人头，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每人身上虽带有枪，也无可奈何，只好搀扶伤者回连。后事如何，已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夜间移防时，在路边稻田里有人发射信号弹，不久日机即到上空，并放照明弹，照明弹在空中照耀着地面，与月之十五亮度差不多，记得这时的月亮，有薄薄浮云，我们伏在路边，不敢动弹，这是我遇到的两次汉奸在后方扰乱的情形，相信其他部队也曾遭到汉奸如此的伤害。据说上海有汉奸团，专门刺探军情并伺机扰乱，部队一有行动即告知日军派遣飞机前来轰炸或扫射，但这次仅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即离去，也许我们伏在路边，它看不清楚，同时部队零星，不是聚在一起，即使轰炸，也不会有好的成果，等飞机离去之后，我们继续行军到了一个村庄，住进房屋之后，即在屋内挖块地洞，上面盖层门板或其他可利用的东西，门板上面加土，飞机来时，即躲进洞内，多少天来没有洗过澡，也没睡过床，夜晚靠一条军毯就地和衣而眠，有一次幸运遇到老百姓在筐子里尚未处理的棉花，就将它全倒在防空洞土堆边充当床铺颇感温暖舒适。
这么多士兵，摄影师王小亭老婆送寒衣送不过来
天气渐冷，上海商会募款制赠棉衣，号称十万，但兵员太多，不足每人一件。记得有一天深夜时分，奉派勘查电话线路，到一镇上，商民均已逃离(听说是江湾，大街上铺有石板)，四周静寂，鸦雀无声，凄惨景况，不禁毛骨悚然。只身一人，又恐遇到汉奸，真乃欲哭无泪。身上衣服单薄，难以御寒，寒风侵肌之苦，乃使我不顾其他，走到一家店铺，找到一件银灰色女子旗袍御寒，然后强打精神，完成任务，幸有月光时隐时现，并赖神灵保佑，安然返回营地。到连上才把它脱下，连排长明知亦不过问。
又过不久，团部命令通信连派两排人去前线架设铁丝网，我是其中的一员，这件旗袍又派上用场，到了前线战壕的前面，刚把铁丝网架好，稍作休息，有位同事，划一根火柴吃烟，被敌人发觉，机枪步枪一起射来，我就连忙由铁丝网下面爬进战壕内，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可惜我的旗袍被铁丝网挂了一个大口子。这件旗袍，颇具纪念性。一直保存到长沙第二次会战，实在无法再带，才把它丢掉。
我们对汉奸痛恨到极点，有一天在我们连部附近，发现有一男子，此人年约五十岁上下，身高五尺半左右，面紫色，身体魁梧。这时当地居民均已逃离，没人敢留在家中，他在连部门左前方，约一百公尺处稻草堆旁(有几堆稻草已记不得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于是连长就命人把他捉着绑了起来。询问结果，此人非但不是当地居民，也说不出在此鬼祟行动之理由，汉奸嫌疑极重。为了我军少受汉奸之害，遂由连长报告上级核准就地活埋。这个人被埋的地点，是在连部门右边约一百公尺左右田地里。连部门前有一条长型池塘，草堆就在池塘左边(以当时的连部房门为准)。如果这家老一代的人，看到这个报道，可以把这个汉奸的尸骨挖出来，这个地点在当时也没想到把它记下来。
团编制有通讯连，任务是团部与营通讯联系，通讯连有一部总机，营部通讯排有一部总机，其他各级主管所用之电话机完全是手摇式，外面牛皮套，有带子可背在身上。团部各单位主管及各营的电话线路，由通讯连负责架设：电线里面是铜丝，外面橡皮包裹缠在工字型铁架上，成为一卷一卷的，铁架中间轴是空的，用作穿绳或将其他替代品背在身上，如果线路不通，就要派人去查。当时部队通讯设备落伍可想而知。
这天轮到我当值负责查线，可巧线路发生故障，只好不畏艰险一段一段地去查啦，大约九时左右走到一条河流旁边，这时约有二三十位工兵在那里做工，河流上面有一道浮桥，这是工兵架设的。查到这里，发现线路仍有问题，必须过去浮桥继续再查。我走到桥头，看见桥边一堆人的尸体，有的已腐烂、有的尚属完整、有的手臂冲搭桥边(涨潮的关系)，蛆及苍蝇布满尸体，真是惨不忍睹，臭气四溢，闻之鼻酸，至今偶尔忆起，犹感呕心。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我军战士街头殉国的遗骸。
这些尸体大多是军人，虽然可怕，但还得经过这道浮桥去查，过桥后是片稻田，走到离稻田地不远处，猛一抬头见一士兵头戴钢盔跪在那里死去，身上没有枪枝，再走几步，敌人枪弹射击过来，啪啪数响，上天保佑，未射中我，这时有一广西战士喊叫，表示你怎么这样大胆敢到这里来，这是敌人封锁线。怎样知道是广西士兵呢?因广西部队所戴钢盔与中央军不同，中央军钢盔蓝绿色较大，广西部队钢盔浅黄色比较小，所以认定他是广西士兵。
查完线路之后，绕路回到浮桥，又见桥的这边有一堆尸首(退潮关系)，桥那边的尸首，漂到别处去了，同样是那种惨状。
过了桥就是一座工厂，工厂前面是一条公路，工厂就在河流与公路的中间。我过了浮桥，经过工厂后边，刚离开工厂约百公尺左右，突然看见日机飞来轰炸这座工厂，被炸起飞的土块，约小饭碗般大落在我的面前，飞机投弹的情形，看得非常清楚，飞机往下俯冲时，表示即要投弹，这时只有微弱声音，炸弹脱离飞机一剎那，则嗡的一声，往高处爬升，绕飞一圈，又转回头来再炸。如此这般反复数次，才行离去，炸弹在空中坠落时声音嗖嗖……落地爆炸烟尘弥漫。在第一颗炸弹丢下时，看它似乎要落在我身边。当时因我离工厂不远，好在仅一片泥块落在我面前。当时紧张情形，可想而知。等二轮轰炸时，我已逃离工厂较远处躲藏，此时我心不再砰砰地跳动得那么厉害。日机轰炸这座工厂，因为本日上午有工兵在工厂后面河边做工，可能被日军发现，认为工厂内驻有我方部队，所以才召空军前来轰炸。可是工厂内并无我方部队，其实工兵也早已离去。倒楣的是这家工厂啦。
日机去后几分钟，又见这家工厂的右前方约三四公里处上空，三架意大利六个头飞机，轰炸一处村庄，我们称这种飞机是黑寡妇。飞机左右翼上下一动，约二三十枚炸弹便从空而降，不知为什么炸这个村庄，可能是这里驻有我方部队，有汉奸报告或者被日机发现，因为日机每天从早到晚总有一架或两架在空中盘旋，如果有三五人同行，它就用机枪扫射，一旦发现人数较多时即召轰炸机前来轰炸。
淞沪会战某部在上海郊外
意大利派飞机帮助日本轰炸我们，当时它是日本同盟国，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便白天躲藏，夜晚始能行动，如此抗战，何等艰苦。前线官兵在战壕内抵抗日军进攻，有时亦受飞机扫射，伤亡惨重，可以推想到。死亡战士，大多就地埋葬，战壕内也成军人坟场，由于尸臭味，不能再待下去，就退至另一战壕。更可恨者日本坦克，在战线前面踱来踱去，并不时向我阵地袭击，据闻在无可奈何之下，有战士身绑手榴弹冲至坦克车下，用手榴弹将它炸毁，此种牺牲精神可歌可泣。
另一次夜晚去前方查线，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同去，到了前方营部驻地，没有灯光，也无月光，伤兵在那里哭叫，凄惨情况，不言而喻，药品缺乏，医护人员又少，亦无交通工具，只靠担架，伤者人多，往后方运送困难。此情此景，真是人间地狱，加之不知从何方随风吹来阵阵尸臭，更显凄惨。当时心情可说坏到极点，痛恨日军侵略我国造成这种悲剧。
最后移防至江湾小上海新市政府，大门好像向西，后面离江不远，一栋(四层或是五层已记不清楚了)钢筋水泥建筑，在我们到达以前，靠江的那几间和顶楼，已被飞机与江中的军舰炮火轰得稀烂，可能其他部队在此驻防时，被轰炸成这个样子。这栋建筑很大，长方形，我们整团都住在进门的大厅和其他房间内。
第二天早晨日机投了一枚炸弹在我们住的窗户下面，当时觉得房子摇晃一下，结果窗户上约二公分左右粗的一只钢筋栏杆被炸弯曲，窗外靠墙炸了一个约五六尺深的大坑。
第三天下了一阵大雨，弹坑里积了部分雨水。我们吃的干馒头，一点包心玻璃菜，很少有其他菜类，淡而无味，因倒了味口，至今对包心玻璃菜，不愿再吃。火夫挑担送来的水，根本不够喝，口渴无奈，就在这炸弹坑里取水解渴，神灵保佑没有闹肚子，同时看到日舰在黄浦江中游来游去，毫无忌惮，并不时向我住处发炮，但我们在市府大楼这头，安然无恙。我有时去到楼上看看，只见废纸满地，办公用品亦零乱不堪。听说有人在楼上捡到一些贵重物品，可见市府员工逃离时，情况如何紧张。
记得在江湾附近驻防时，我团第二营两个连曾在某日午时，奉命出击敌人，觉得只有两三个小时，两连官兵回来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些为国牺牲者，百分之九十是河南人。我们一个联保入伍六人，有三人在上海战死，相信有在这次突击中牺牲的。
十一月中奉命撤退，这时我已调在连部当帮写，在前方办理师爷事(当时文书上士和军需上士均称为师爷，在后方办公)，行动比较自由。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饥渴难耐，这时撤退沿途居民均已逃离，碰巧遇到路旁有户人家，好像是一家餐馆，门未上锁，不管是否违纪，进去看看再说，希望能够找到食物，可能店东将未售出之食物，留在柜橱，故意门不上锁，让经过之国军饥饿时食用。因此地居民均已逃离，只有国军经过，唯恐赶不上部队，不敢久留。于是拿着边走边吃，至晚又沿火车路线走了一夜。一天又一夜，没有休息，实在疲劳不堪，很想躺下大睡一番，但时事逼迫，不得不勉强继续地走。有时走在平坦路时，两眼不由自主地闭起来，但两腿仍一步一步地在移动，偶尔还作起梦来，由此可知是如何的疲劳啦。
第三天已离开战场较远，其他部队也已退了下来，沿途人潮汹涌，有休息的，有继续走的，日机一来，大家都伏在路旁，有时集中火力向日机射击，只靠步枪与机枪，毕竟射程有限，据说日机曾被射中过，可是我没亲眼看见，但也未见日机投弹或扫射，我们边走边休息，大概已经走过了昆山。
淞沪会战难民
有些老百姓开始跟着部队逃离，见一年青妇女，穿着高跟鞋，担着担子，后来担子不要了，高跟鞋也不要了，另换其他鞋子，把重要的东西挑出来，包着小包背在身上，我想他们是要去后方某处亲友家暂避祸患，认为跟着部队走比较安全。在常熟抑或无锡附近，有一小女孩约六七岁，身穿红毛衣，清秀可爱，与家人失去联系，哭个不停，其他逃离者，自顾不暇，均置之不理。
小女孩可能很多时未曾吃饭，当时我们部队从此经过，见此情景，深感可怜，于是就由我们通讯连传令兵(名字已不记得了)带领照顾。曾几何时(时间也记不得了)，到达惠山脚下一民宅住下，是何地方当时亦未留意，只听说过了山就是太湖。这小女孩颇聪明，在连里已不生疏，我当时的名字是薛朝会，她叫我薛仁贵，不知她说是何处语言。
那位传令兵年约二十六七岁，北方人，部队在此驻扎数日，即行开拔，传令兵和小女孩，即未随部队后撤，他们的去向，至今仍是个迷。上海抗战三月，可说艰苦倍尝，死里逃生。
这篇回忆录，均系事实，毫无虚构。因时间已逾六十余年，还有许多事情，一时想不起来，仅就记忆所及予以写出，多多少少可使后代子孙知道抗日的部分情形。
二OO二年书于纽约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