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初，我部参加湖南雪峰山会战。这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日军目的是想通过这次战役摧毁我方设在湘西芷江的中美空军基地，打通湖南到贵州的通道，威胁重庆。日军动用了五个师团兵力，还有特种部队。我军担任这次战役总指挥的是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参战部队有二十三军、七十四军、我所在的一○○军(军长李天霞，黄埔一期)和陈诚的十八军。
5月初的一天下午，我营奉命出发奔赴前线。部队日夜兼程，极度疲倦。有的困得边走边打瞌睡，头撞到前人的枪口上才惊醒。第二天下午，队伍按时到达目的地，我营各连立即占领河边一带高地，构筑防御工事。黄昏时分，敌人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连长陈联尚率部还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打退敌人三次冲锋。我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首战告捷后，军、师、团、营的首长及几个美国顾问到来视察，指出这个山头是战略要点，必须固守。团长李建献当场立下保证。
此后敌我多次争夺这个山头，双方均伤亡重大，阵地前面不少死尸，交通壕里也埋有尸体，臭味刺鼻。 一天突降暴雨，交通壕内血水及膝。整个晚上，大家站在血水中，不敢擅离岗位，有的战士轮换着以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提出水面晾干。后来，许多人脚上长满水痘，奇痒难忍。白天比较平静，夜幕降临，战斗也跟着开始。我军士气旺盛，七八天来击退敌人无数次进攻，我团整个防线岿然不动。
总反攻前，我军为了取得更大战果，进行了有计划的退却，引诱敌人深入我包围圈。为了迷惑敌人，让大部队安全撤退，上级命令我营作一次佯攻(当时我是不知道的)。
一天下午，营长带领我和一连第一排长到前沿阵地侦察，命我攻击左侧小村庄，李排长攻击前面高地。在侦察过程中，发现有敌人从高地向右移动进入一个小庙内，此处的火力可以侧射高地前面的开阔地带，在回来的路上，营长一再告诫李排长要注意庙内敌人的侧射火力。
日落时分，攻击开始，营长一声令下，两个排从高地左右两侧冲出，李排长身先士卒，在快跑跃过一段开阔的山坑田时，遭到右侧庙内敌人机枪的扫射，中弹阵亡，前进受阻，营长下令撤回该排。我排进攻顺利，村庄的小股敌人抵抗了一阵便向右侧高地转移，双方均无伤亡。营长用旗语将我调回，并调来一连二排接替李排。攻击前，二排林排长交给我一包东西，并嘱咐我，如果他牺牲了，把它寄回他家，其中有一封简短的遗书。林排长一鼓作气，率部冲过田埂，到达敌阵山脚，双方展开枪战。敌人居高临下，二排伤亡很大，林排长左前臂中弹骨折。双方相持到天黑，营长下令撤回，不再攻击。这时我才明白是佯攻。
佯攻后撤回原防地，我排和二排分守两个山头，阵线很长，兵力分散。第二天傍晚，前沿阵地枪声非常激烈，我派人侦察。天黑时分，枪声逐渐停止。不久，侦察兵回来说第一线友军已全部撤退了，敌军已向我阵地推进。与此同时，营部传令兵到来说，营长命令我排到营部指挥所集中，我刚集合好队伍准备转移，敌人打来炮弹，顷刻炸死2人，炸伤2人，我左边太阳穴被弹片擦伤，帽子也被擦掉了。当时，我觉得头已开了花，昏昏然蹲了下来，瞬间身旁被炸断了的松树正压在我面颊上，又把我惊醒。我匆忙用手捂住面颊,整顿队伍撤退。因为要搀扶伤员，我下令除枪枝弹药外，背不了的东西都丢掉。我的行李全丢了，因为替我挑行李的士兵负了重伤。我可能是捂错了伤口，鲜血不断地流向我袖筒里，出血颇多，感到头重脚轻。
我们赶了一段时间才赶到营部，营长正在指挥队伍占领阵地，见我到来，便命我占领不远处的小高地。连长说我负了伤，营长问我伤势如何，我说不要紧，他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很重，要阻止敌人追击，让大部队安全转移。现在还有一个连和一个排没有赶到，兵力不足，希望我立即带队出发。
一连一排李排长阵亡了，营长命令该连指导员(又称副连长)代理排长，带领一排占领另一个高地。谁知那个指导员口口声声说他是政工人员，不该带兵打仗。营长再三命令，说如果你不服从命令就枪毙你!他死都不肯，吓得语无伦次。气得营长暴跳如雷，当场命令人枪毙了他。
第二天，我被送到团卫生队，虽然开了伤票，但我没有去后方医院，要求在卫生队养伤。我睡了七天担架，随军撤退，军医替我取出了几颗嵌在表皮的碎片后，伤势基本好转。我回营部报到，营长说我身体虚弱，把我调到营部当副官，我的主要任务是跟随营长身边负责写报告、命令，画作战军事图及指挥传达班传达命令等工作。副官的本职工作，由防毒军官替我干。
我军转入总反攻后，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屡战屡胜。敌人节节败退，死伤无数，而且无法收尸。有一次，我营消灭了敌人的一股留置部队，击毙24人、俘虏1人，被俘者不断跪拜求饶。死者背包里都有一个甚至二、三个的人手掌。据俘虏说，这是他们战友死了，把其左手掌砍下来，准备到后方时寄给他家里化灰留念。
敌军为了保命，都龟缩到大山顶部。一天晚上，我营奉命深入敌人心脏地带的阵地，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所以全部轻装上阵，不能发出一点音响，我严格要求大家：即使被敌人冷枪打中，也不准呻吟。在通过小桥时，有二人中枪，均悄悄退下。约凌晨4时左右，各连到达阵地。交通壕内到处都是友军尸体。站、立、坐均与尸体相碰。大家只得悄悄地将尸体抛出交通壕外的低洼处。不少尸体已腐烂了，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大家只得找气味较浓的树叶塞住鼻孔。
由于阵地对敌人威胁很大，每晚敌人都来争夺，一到半夜，敌人就开始向我猛攻，声似狼嚎。两侧敌人的机枪不停地向我阵地扫射。我随营长来回于交通壕内，鼓励士气。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均被我们击退，直到天将拂晓，才灰溜溜地缩回山顶。由于白天后勤人员无法通过敌人封锁线，晚上9时多才把饭送上来，饿了一天多，早已饥肠辘辘，但尸臭影响胃口，只吃个半饱。
5月下旬一天傍晚，我营接到情报，发现日军大队人马撤退，营长立即布置各连伏击。天黑不久，发现敌人鱼贯而过，但天黑看不清楚。待敌人全部进入我们伏击圈，营长一声令下，各连均以最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打得鬼子人仰马翻。天亮清扫战场，计打死敌军40多人，活捉10余人。打死军马近300匹，全部是驮马，背的几乎全部是我国的军事地图，每匹马背两大箱。地图是五万分比一的，图上连一座小桥、一间小庙、一处小树丛都有标记，非常详细。据说日军班长以上就有这样一份地图，而我军要营长以上才有。在追击战中，后勤很难跟上，经常饿肚子，这次幸有马肉充饥，全营官兵吃了两天没有盐的马肉。
抗战胜利后，参加湘西会战的部队军官每人发给胜利奖金3万元，约值一两半黄金。
(日期：2010-07-13 来源：《黄埔》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