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占了祖国宝岛台湾。从那一刻起到台湾光复，岛内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累计牺牲、受害65万人，占当时岛内总人口的11%。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副会长郑坚说。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更加艰苦卓绝。郑坚说：“《马关条约》签署后，日军从台湾北部基隆登陆，但一直打了5个多月才得以占领南部沿海的台南。日军死伤人数超过甲午战争近一倍。台湾同胞的伤亡更惨重，仅在我家乡彰化八卦山一役，就牺牲了5000多人。”
78岁的郑坚，出生在台湾省彰化县。他回忆说：“‘七七事变’后，岛内的抗日斗争更加悲壮。如1938年在高雄等地发生了两起反战暴动，先后有400余人被捕、200余人牺牲。1939年因反抗日本殖民者‘拉军夫’，600多名台湾同胞被杀害。”
“台湾同胞也积极加入祖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李友邦(台北人)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转战在浙、闽、苏、皖的抗战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先父和我都先后参加了这支台胞爱国抗日武装。”
“为了侵华，日本政府还强征近30万台湾百姓当兵，10万人当‘军夫’，充当炮灰。但遭到台湾民众的抵制。1943年至1944年在海南岛有万余名被日本强征的台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7000多人遭杀害。我的二叔、三叔、舅舅都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征入伍，二叔死于海南岛，尸骨不存。然而，仅在海南岛一地，就有4000余台湾兵成功地参加到抗日队伍中。”
郑坚说：“抗战胜利后，我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在彰化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员。当时有的学童不懂得自己是中国人，听到天皇投降的消息还哭了。但大人们告诉孩子：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强占台湾的日本人被打败了!当时，台湾民众家家户户把珍藏已久的祖先牌位拿出来，烧香祭祖，告慰祖先。日本人在台湾搞的‘皇民化运动’顷刻间土崩瓦解。”
全国台联另一位台胞作家、今年85岁的周青，是台北市人。他回忆说：“我们家住在台北市日本大兵营的旁边，我父亲在劳力市场卖苦力，母亲到日本军官宿舍洗衣服，赚微薄的钱补贴家用。母亲有时把日本人吃剩的米饭或菜拾回来给我们吃。因为，台湾种的好米全都被运去日本，台湾人根本吃不到。”
“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殖民统治而重视小学教育，但小学教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日本‘伟大’并蔑视中国，如日本的皇帝叫‘神武天皇’，称‘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而‘支那民族是劣等民族’等。日本人经常叫我们‘清国奴’，这是当时我们感到最为屈辱的一句话。”
周青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是二等公民。小时候乘公共汽车，遇到日本学生上车，中国学生就得赶快让座位，如果稍慢一点，他就动手打你。“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教训了一个日本孩子，但一到学校就被日本教员揍了一顿，并被拖到日本天皇像前罚站，一直到下午才被放回家。进了家门发现母亲红着眼睛坐在床边哭，几个邻居围坐在周围，父亲躺在木床上，脸变了形，左眼乌青、淤血，看不见东西。原来是因为我打了日本小孩而连累父亲被日本官吏教训。但我父亲没有责骂我，反而安慰我说‘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父亲常给我讲中国的民间文学作品《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我因此受益非浅。后来有人曾问我日本统治时代禁止中文汉语，你的文章为什么写这么好?我说我是自学来的。热爱祖国是一种力量。” 周青说，父亲也给他讲台湾起义者的故事，“我慢慢地知道，台湾人民在台湾被日本占领之后是如何英勇顽强地反抗的。比如，1930年雾社起义。起义人员的家眷自发地串联在一起，为了要让参加起义的丈夫或者兄弟无后顾之忧，她们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摘了鲜花插在头上，互相拥抱着跳下悬崖……”。
“这些故事让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百姓有一种希望，给了我们生存的力量，使我们相信祖国一定会来收复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