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担任过儿童团团长，较早地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所以，1940年4月21日在高小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党组织，18岁转正，预备期两年零8个月，当时担任支部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有大批的逃亡学生入关，东北三省沦陷，使当时的我们看到了亡国的悲惨，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各种思想泛滥，亡国论、失败论等论调充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各种力量一盘散沙，国民党当局也不让群众议国事、谈抗日，到处都有“莫谈国事”的标语，群众中也存在着抗战是国家的事情与己无关的思想，而且群众对抗日有信心不足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历次对日作战中我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像甲午战争等，这场战争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增强民众的信心，让群众知道当前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主张，让群众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坚持抗战，这样才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信心结合起来，思想上统一起来，形成力量。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混沌。
当时我担任学校“救亡师”的委员，参加演话剧(那时叫活报剧)、演讲活动，那时演话剧是轰动地方的一个大事，十里八村的人都过来看，便于在活动中宣传群众，号召群众。演出的曲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坚壁清野》《军火船》等，除了演，我们还唱，唱《怒发冲冠》《五月的鲜花》，一直唱到《延安颂》。一想起当时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的场景，到现在还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高小毕业后，最后一场考试考完交卷后我就走了，去考晋察冀边区第八中学。后任八中学生会的委员和冀中区中学学联委员。那时冀中抗日根据地生活条件很艰苦，水灾、旱灾、蝗灾时常发生，组织训练学习都是军事化，经常进行“反扫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搞宣传，写壁报、写标语，扫街、为群众挑水。学校还成立了文艺队，到冀中军区的新世纪剧社接受培训，回来后用唱歌、演戏、跳舞的形式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当时的吕正操司令员和程子华政委在检阅十个模范连时，我们中学也组成了一个方队接受了检阅。
大约是在1942年4月，学校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要进行紧急疏散，因为敌人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南下夺取东南亚的战略资源，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大扫荡由此展开，敌人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妄图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把整个中国作为日本的后方基地，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整个学校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当时疏散的原则是“县不离县，村不离村，各自为战，隐蔽坚持，保护革命的火种”，这个原则非常有利于我党我军力量的保存与发展。我和两个同学疏散到浮沱河南的一个村庄，进入5月份，敌人就在浮沱河以北开始扫荡，很快敌人的扫荡就到了我们那里，经过和敌人的周旋我们来到敌占区边缘一个叫赵保庄的地方。当时他们村里各家各户都把临街的门全部封上了，每户之间的墙上都掏了一个洞相连，这样就便于通信、便于行动。
后来我们从赵保庄来到了我的家乡宋家营，这里离敌占区较近，在那里遇见了我高小25班的同学，当时我们正要吃饭，这时有人说敌人来了，老乡就叫我们几个人藏到了一个水井的地道里，这个地道是在离井水面一米左右的水井墙壁上开凿的，只能容纳两三个人，老乡把我们几个人用辘轳(一种架在水井上汲水的工具)送到井里藏到了地洞里，这就是在平原与敌人开展斗争最能体现人民群众智慧的地道战的雏形，是平原人民对敌斗争的伟大创举。刚开始只是挖掘能容纳一、二人的小地洞，后来就逐渐把洞口加以改善或挖两层，或修两个洞口，或把两个洞连接挖通。这样，虽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但它只能作为临时藏身躲险的处所。后来在冀中平原和冀南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的阵地。地道战开始后，敌人也曾费尽心机，采用寻找洞口和放火、放水、放毒等办法进行破坏。但是，党领导群众不断改进地道，使其更加完善。为使敌人不易发现洞口，除对群众进行必要的保密教育外，还把洞口巧妙地隐蔽起来，用墙壁、锅台、水井、土炕做掩护;为使敌人不敢进入洞内，在洞口修筑陷阱、埋设地雷、插上尖刀，或者在洞内挖掘纵横交错的“棋盘路”;为了防止敌人用水、火、毒破坏地道，还在洞内设有卡口、翻板和防毒、防水门，或者将地道挖得忽高忽低、忽粗忽细、并且设有直通村外的突围口。这样，地道便成了进可攻、防可守、退可走的地下堡垒。
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总结出了各种有效的斗争形式，没有群众的支持，我党也不可能从无到有，发展壮大，鱼水情深在这时候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解决了隐蔽保存力量的问题，我们还不断地做伪军的工作，通过伪军的亲戚、家人不断地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由于当时斗争异常残酷，有的人被捕后变节，当了叛徒，有的汉奸甘愿为虎作伥，危害极大，针对这种情况，除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外，我们还成立了“武委会”，对于一些顽固的敌特分子、投敌分子实施坚决打击。象我们区小队的队长路大猛被捕后变节，指认了不少我们的工作人员，“武委会”接到党支部的指示后，很快就处决了他。还处决了一个顽固不化的伪军小队长，狠狠地打击了一些顽固分子的气焰，起到了很好的威慑效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正面打击敌人，做伪军的工作和锄奸四者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大概是在1944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军越来越壮大，敌人的力量日益缩小，后来各地就忙着打据点、打炮楼。
有一天县里的通讯员赵宗方通知我们，延安在各根据地招人，县里经过研究决定让我去延安，我非常激动。去延安要经过敌占区，要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进行，通过这件事我更能体会到党的伟大，党的领导的正确，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站。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同志进行安排，都有我们的同志进行接应，我们才得以顺利地到达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