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参加革命的，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
活跃在“平中”
1942年7月，我在南通、如西(现如皋)边境的平潮中学(校址在敌占区天后宫)初三毕业，到如西李南区边工委找领导人陆启明，表示要参加革命，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启明同志是当时地方上较有名气的抗日积极分子，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是知识分子，在年轻人中有号召力。在一甲村任贵发家，我见到启明同志，他称赞我有勇气参加抗日救亡，随后说，抗日救国是大事，方方面面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回到学校去，那里是敌占区，照样可以抗日。启明劝我回到学校去读高一。我认为他说得有理，接受了他的建议，谈话期间，任贵发说了几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你是个学生，应该像个学生，否则就蹲不长久。你本人是怎么转过来的，就用你转变自己的方法转变别人。找对象可要找准，不要找错。”
我是带着激情回到平中的，突然间感到要做的事情多起来，似乎有了一种责任和压力。在这里我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友。1943年上半年，组织上派李济民同志来校工作，和我同班又同住在一个农家宿舍。1943年6月20日，经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介绍李世杰、徐娴娟(女)两同学入党，并建立地下党支部。济民撤出学校后，我们继续在学校活动了一年多时间，发展了20多名共产党员。
聆听邹韬奋报告
在校期间聆听邹韬奋先生报告，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42年严寒的冬天，得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要到本部作报告。但我就读的分部在通西地区的大李港天后宫，属敌占区。我与同住一个农家宿舍的3个同学，一致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冒险前往听报告。赶到本部操场已是午后，我们已很难挤进场内，只好在场边上找个空隙坐下。一会儿就听到宣布“请邹先生作报告”，掌声立即冲散了嘈杂声，会场平静下来。
邹先生讲到了我党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有针对性和战略意义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第一次听到“三坚持、三反对”的口号，我感到新鲜而有道理。邹先生边说边做着手势，介绍有关大后方情况，他说：“抗日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要求抗战到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一浪高过一浪，想压是压不下去的。压下去又弹上来，再压下去再弹上来，总是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会场气氛热烈激昂。
开辟江防新区
我入党后没几天，苏中三四分区联合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反“清乡”、反封锁行动——火烧竹篱笆。1943年7月1日下午，我跟着区领导和区游击队行动，一起来到云屏乡吴塘桥集中地点。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持枪的只有区队和区干，多数人是大刀长矛，铁棍铁叉，木棍鱼叉。人人都背着一捆干的麦秆草，少数人有油箱炮竹火油，作为点火之用。区队分成两路，一路向南警戒任家口据点，一路向北警戒白蒲据点。我和李济民警戒北路，一直走到河对岸的朱家楼停下来。过了半夜，一声号令全线点火，开始是一簇一簇的，很快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还夹杂着枪声和鞭炮在油桶里的爆炸声。
1942～1943年，从天生港向西到碾砣港这一段长江边，经常有一股土匪出没为非作歹，群众又恨又怕，希望新四军的游击队能除掉这个祸害。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取钱粮，遇上了区队的领导人陆启明，他交代我一个紧急任务，要我到江边六号滩了解，有没有一股伪匪躲藏在那里，看清楚了立即向他汇报，还约定了联络地点，快去快回。
六号滩是江边的一个小村庄，与我老家一号圩相距几百米。我接受任务后想，用什么办法去六号滩?到家后已近傍晚，我找了攀鱼的小网，扛着去江边攀鱼。当时在江边上攀鱼的有好几个人，我与他们打打招呼也就插进去了。我装着要选择下网的地点，扛着渔网来回走动。搞明白情况后，我立即收网回家，赶到联络地点汇报。第二天就听说，这一股伪匪当夜被一锅端，全部成了俘虏，几天后在营房小学操场两个匪首被公审处决。
参加反“清乡”等斗争
1944年秋，我在县委整风班学习。永安沙的驻军王宝树起义，这时才知道王是我方打入伪军的地下工作者，他需要有一批同志去那里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县委从整风班抽人，组成20多人的工作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由县委民运部长顾理带队，从四号港出发，乘木帆船前往。我和薛维新、李迪被分配到江防区的西边，编在一个小组。
一天下午，我们三人到江防区委汇报工作，第二天大早回来时，远远望去江堤上站着许多人，便快步赶去。在路上就听到有人说“杀了两个匪特，六宝的胆子真大啊”。走近一看，在江堤外侧的沙滩上两个匪特躺在血泊中。民兵队长陈六宝说：“这两个家伙是早上四点钟左右从沙滩芦苇丛中偷偷上岸的，被我们巡逻队发现，群众都要求就地正法，我们就把他们砍了。”我们当场的表态是，为民除害是好事，埋了算了。但心里却在打鼓：“杀人是个大事，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于是三人又立即回到区委汇报此事，区委书记徐谟当即表态：这是对民兵组织的一次考验，他们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是好事，要表扬他们的勇敢和大胆。只是今后不能轻易杀人，要先向上级汇报，把情况问问清楚，说不定从这两个坏人嘴里还可以说出更多的情况。
我们又立即赶回工作地点，把这些话的精神传达给民兵组织。陈六宝诚恳接受了，并说：“我们今后注意，先请示汇报，不再自作主张。”之后，我们又对陈六宝作了深入的了解，作为建党对象培养，两个月后，我和李迪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他埋伏地窖几个月，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后任我江防区委书记。
单枪匹马进如城
1944年底1945年初，县委组织部调我去三地委城工部(又叫秘工部)学习。到城工部后，季一先同志交代我：活动范围只能是住户人家，有关文件由他们送来，早中晚三餐也有人送来。如果晚上转移，要前后保持距离，手臂上缠一块白布以防走失，要紧跟前进不掉队，不超前，不进行交谈。十天左右的学习都是季一先亲自安排，每天上午来一次，从此季老就成了我单线联系领导人。
季老告诉我，地下工作就如在老虎嘴里跳舞，稍有不慎老虎就会把你吃掉。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合法的外衣掩护斗争。要生活在群众之中，打成一片，敌人才不易发现。要时刻准备应付突发情况。万一被敌人拘捕，要沉着应对，决不能自乱方寸。要严守党的机密，既要作牺牲的打算，又要有自救和等待组织援救的顽强意志。我知道这是季老在对我进行气节教育和鼓励。
三地委城工部学习结束后，我怀着入虎穴的心情准备进入如皋城。当时我可以利用的关系是堂兄马乐伯，抗战初期在他家乡组织抗日青年团，一批年轻人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军东进黄桥决战后，这个组织解体了，人员分化，有投奔共产党新四军的，也有投降日本人当伪军的。他在双方都有熟识的人，为我方做情报工作，长住如城。他在伪军34师、37师上层幕僚中都有朋友，我通过他的关系顺利进城，他为我搞到南淮中学入学通知书，落户于他的寓所，这样一来免去了许多麻烦事。
进城、潜伏、立足、活动，是有序进行的。潜伏如城期间，我通过观察分析出进出城的最佳时段和方法，以早晨或上午混杂在进城收大粪的农民行列中最为有利。鬼子兵的岗哨怕脏怕臭怕细菌感染，总是站得远远的，让挑大粪的快快走过。还有就是混在卖蔬菜、水产品的农民和小商贩中进城也是可行的。有三个月左右，我每天早上利用上学的机会在桥头巷口，清点鬼子兵从东门营地进城到公园集中晨练的人数增减，告知堂兄作为分析敌情变化的参考。直到鬼子兵撤出如城才停止。我还和几个同学在东门、北门、西门城墙上以游玩为名，做过认真的观察，发现地堡是新建的、封存的、不准进出，城墙上的城垛是完整齐全的，对外都有射击孔。四个城门的吊桥，中间部位的桥面是可以升降伸缩的，发生情况可立即断桥封城大搜查。在没有取得与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之前，我把这些情况记在脑海中。这些细节我至今难忘。从1942年我开始从事地下活动，我深深理解地下活动的险恶和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