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时，我还年少，但所见到日军的一些暴行，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邻近广州的顺德也相继沦陷。此时我家生活也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便由母亲带领从顺德大良步行去广州投亲靠友，于第三天下午约5时左右到达芳村。因为日军宵禁，芳村到市区虽是一江之隔，但因过了时间，不能坐小艇过江入市区，便在当地客栈投宿。客栈邻近日军的驻地，入住不久，听到有妇女惨叫声，出于好奇，我出门循声望去，只见日军驻地的竹扎的围栏内，有一妇女双手被反剪捆缚，有几个日军手执皮鞭轮流朝该妇女劈头劈脑抽打，吓得我赶快走回客栈。
日军统治广州时，广州人民在屈辱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稍有差池便会招来轻则皮肉之痛，重则杀身之祸。那时在广州居住必须领“良民证”，并要随身携带。因为日军经常会搞戒严突击检查，如果检查时不能出示“良民证”，便会把你拘留审查。在拘留审查中，自然会施以各种刑罚，甚至会投入监牢或处死。当时广州街上日军岗亭林立，特别是重要交通路口，如一德路、太平路(今人民南路)、长堤、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汉民路(今北京路)、第十甫等，日军都设有岗哨，有日军持枪站岗，市民路过岗亭必须立正向站岗日军作九十度鞠躬，如果不鞠躬就会受到站岗的日军大声呼喝“北加西奴”，随之便左右开弓掴你几巴掌，或者用柔道把你挞翻在地，这样不重伤也会轻伤。有一年寒冬腊月的一天晚上，寒风凛冽，我住的西村一条村，忽然接到通知，要全村所有居民，从速出家门到指定地集中。那时乌灯黑火，路又坑坑洼洼，村民摸黑到指定地点集中后，便由日军和伪军挨户搜查，又对村民逐个审问，一直折腾到天亮，结果把几个人带走，恐怕这些人一定会凶多吉少。
日军统治下的广州像座死城，长期宵禁，一到晚上街上便没有人踪，只有一队队日军或伪军在街上巡逻，一片恐怖气氛。那时广州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不聊生，疫病如霍乱、疟疾等常有发生，路尸随时随处可见，每天都可以见到身穿掩埋队外衣的收尸人员骑着在自行车傍挂一个铁箱的收尸车，沿途收集路尸。一次我在越秀山五层楼下附近的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山岗上，就见到有几具死婴，有的已腐烂。那时广州米珠薪桂，米价奇贵，每人每天只配给三两糙米，但仍有不少人家买不起，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市面上曾出现过多档贩卖人肉熟食的摊贩，一时闹得满城议论。我们当时经常吃的是野菜、树叶、野粟、花生麸、神仙糕(用米浆、枧水混和后蒸熟，有浓重的枧水味，令人难以下咽)，日军吃剩的残羹、日军军马拉出的便粪中未消化尽的豆子和残麦等。我们赖以充饥的这些东西，亦是广大群众所吃的东西。
抗日战争后期，广州人民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希望早日打败日本侵略军，光复我河山，实现和平。当时在群众中曾秘密流传着日本侵略军快要灭亡的传言，说是有一道士用一张日军发行的钞票——军用票，折叠后剪开，则可拼出“日亡了”几个字，说日本快要灭亡为期不远了。至今我还记得如何剪拼：把军用票(相当于现100元人民币大小的纸张)的一头折叠约四分一左右，折叠后再对角折叠，把它沿中线剪开成两份，再把每份各剪开两份，把它打开，对其中两份从虚线中剪开，这样得出各种形状，然后即可拼出“日亡了”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