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最后一名老兵口述：我亲历的卢沟桥事变

　　最后一名老兵口述：我亲历的卢沟事变

　　我出生于1921年7 月，今年整整90 岁( 陕西省关中平原的人们都说虚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东三省迅速沦陷。当时，关中平原风传东北军不战而退、落荒而逃。这让关中地区的汉子们很是郁 闷。1936 年，我受到一位亲戚的影响，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29 军。我刚刚参军一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逼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救国的决心。我们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 军军事训练团的，之后我当了一名学员兵。一直追随何基沣将军( 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等职) 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先后参加了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一些著名战役。如沧州战役、 大名府战役、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枣宜会战等，直至参加了淮海战役的贾汪起义。

　　血战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南苑兵营第14 营房。战争打响后，29 军全军投人紧张的备战，我所在 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 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 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日寇在卢沟桥上疯狂叫嚣，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7 月28 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 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 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 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此战， 我们学兵军事训练团阵亡了约800 人，占全团人数的一半以上，我有幸活了下来。29 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 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

　　击落两架日本飞机

　　卢沟桥事变后，29 军撤退 ，途径泊头镇。在那里 ，我已经是高射机枪排的排长。我在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的就是高射机枪。在泊头镇，我们使用的是立柱钢管高射机枪枪架，这样可以任意角度对空射击。使用的重机关枪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购进的马克沁重机枪。当时 ，每挺机枪普遍需要四人来完成操纵与射击。一人瞄准，一人供弹，一人进行观察嘹望，一人协调指挥。但这种配置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时候，二三个人甚至两个人也可以完成射击。我指挥我的排。用三架重机枪对空射击。当时，日军的飞机飞得非常低，投弹时必须俯冲，大约距离地面300 米，连日本飞行员的鼻子、眼睛我们都看得见。 当几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而来的时候，我指挥三架重机枪同时对空扫射。当即击落一架。击伤一 架! 击落的飞机摔在地上引发爆炸，碎片溅落几里地 ! 碎片中有飞机机身、携带的弹药、飞机燃油以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等等。由于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我得了奖章。还有纪念卢沟桥事变29 军抵抗的奖章、 证书，我都让勤务兵背着。谁知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连勤务兵都丢失了!

　　转战各地

　　此后，我跟随29 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大名府、台儿庄、随枣、枣宜等战役。由于战争，我们学员兵都是边打仗边学习的。1939 年正月，部队转战到湖北省当阳一带的时候，干训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同时毕业。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到了战区各部队任连长、 排长。我毕业后成为179 师537 团一营的重机枪连连长。537 团团长是过家芳，一营营长是刘庭勋。过家芳一直是77 军军训团团长，后来77 军和59 军合编为第33 集团军。 撤销77 军军训团时，把军训团编为537 团(77 军军训团，过去由29 军直接管辖，29 军改为集团军后 . 为了纪念七七事变，番号改为77 军。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撤出时的学生，学员毕业后，充任连排军官) 。当年，在 29 军官兵的心目中，军训团就是77 军的黄埔军校。军训团也是何基沣将军一直亲手抓的，是他的王牌，他的根基、嫡系。在《何基沣将军传》和何基沣的卫士温文忠的回忆录里记载道 ： “1940 年10 月。何基沣率部队奉命开拔到湖北南漳、当阳一带去接替汤恩伯的防地。何基沣命令过家芳537 团主动出击。途经南漳县肖家堰时忽然遭到日军袭击，9 架轰炸机轮番向只有弹丸之地的肖家堰轰炸近 1 个小时，过家芳团阵亡130 多人，被炸烂的四肢，血肉模糊地挂在墙上、树上，炸死的骡马内脏摊在地上。” 我的左跟瞎了，手指 、脚面上的伤疤，就是这仗留下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所在的部队由于被改编为何基沣领导的77 军，始终没有和新四军发生任何冲突，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何基沣还多次拨出子弹、步枪送给在竹沟的新四军。我们出没于桐柏大洪山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生死岔路一瞬间

　　白天 ， 我们打不过日军，日本有飞机，他们的大炮火力非常猛，还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相对于日军来说，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差多了，我们虽有马克沁重机枪，但威力相对于鬼子的大炮要差远了。因此，我们537 团所采取的战术是，白天不打，躲在树林和深草间睡觉、休息，或者直接抱着枪靠在 树上睡觉。 夜晚来临 ， 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偷袭日军。一次我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脊时出现个岔路口。抬担架的老乡问，咱们走哪边。我说部队在南边，就走靠南的那条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两条岔路合一。后来才知道，那个岔路口，是我生死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一行三人走下山后得知，一个日军小分队刚刚从北面岔路上山了。

　　贾汪起义

　　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 年11 月8 日，我随何基沣和张克侠将军、共产党的特殊党员在贾汪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淮海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何基沣与张克侠领导的前线起义成功后，1948 年 11 月9 日清晨，当毛主席接到起义电报时，对周恩来说：“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淮海战役多了一 分胜利的把握 ! ”起义以后，我的部队被共产党派来的领导整编，我被降级使用，从副团长降到连长 。解放军没有军衔，只有现职。之后，我随所在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 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的战役。

　　老伴儿

　　我的老伴儿也在77 军，过家芳所开的介绍信上有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名字。我老伴儿比我小5 岁，是77 军战地医院的护士。1941年，20 岁的我被提升为连长，上尉军衔。我们就是那时候结的婚。当时，77 军有规定：野战医院护士在战斗稀疏期间。定要上前线救护伤员。甚至，不管死活都要从战 场上拖回来! 同侵华日军血战，我们的伤兵、亡兵，都是我们77 军的光荣。77 军，就是纪念七七事变的一意思。77 军野战医院尽是77 军的家属，无论官职大小，一打起仗来，一律换上军服救护伤员。由于同吃、同睡、同呼吸。所以也同命运。多年同我们77 军作战的日军都怕我们，甚至连我们77 军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怕。卢沟桥事变之后，不是你日本兵死，就是我们活!

　　退伍

　　1950 年6 月，我父亲找到我所在的部队，说我母亲死后3 年都没有下葬。我请假回到阔别l3年的家乡葬母。我母亲去世后，家里人为了等我回来，一直把尸体停放3年未入土，此时只好3周年和入土起过。为了使母亲尸体不腐烂漆刷棺材的表面，使之和外面保持隔绝。当时全国已经解放我有部队的介绍信，所以，随之而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危及我的生命。我去找过部队，可已经转移了。当时。我 的老团长，也就是在29 军军事训练团时的团长是过家芳。是他给我开的介绍信。过家芳是安徽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陆军大学第l3期毕业。他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33年任第29 军37 师109 旅217团3 营营长，参加长城抗战， 抗战爆发后任第29 军军事训练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0 年任第77 军179 师 537 团团长，参加枣宜会战。1943 年9 月兼任第77 军179 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77 军132 师少将师长，1948 年l 1月8日在淮海战役中于徐州北运河率部起义。后来任解放军第77 军副军长兼132 师师长，第34 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公安学校副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全国政协委员。1955 年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我如果一直在部队，也能当上大干部啦!可我不但没当了大干部，“文革”时期，还天天挂大牌子挨批斗。1986 年，兰州军区给我发放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我 才稍稍心安了一些。

　　采访手记：90岁的29 军上尉军官王自治是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个老兵。他丝毫没有荣誉感， 他和其他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一样。每月领取210 元。王自治的老伴是原中国政府军77 军的野战医院护士，经她抢救的同侵华日军作战致伤的伤员不计其数。1948 年，77 军贾汪起义之后，她随丈夫王自治回家务农至今。每月甚至连一分钱的补助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