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万通，男，1916年2月6日生，栖霞市蛇窝泊镇南台村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村团长，参与了根据地基层组织建设和部分战斗。1946年在华东兵站入伍，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和兵站运输队一起为攻打孟良崮、即墨灵山、青岛的部队提供弹药支援。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华东运输公司(驻烟台)。1950年为支援鲁西南，调临沂地区运输公司工作，1956年调平邑汽车站任站长，1957年秋被临沂运输公司任命为平邑、费县、蒙阴3站党支部书记兼平邑车站站长，常驻平邑。1973年回烟台地区运输公司，任牟平汽车站站长。1975年离休。曾获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走访看望抗战老战士孙万通2015年4月29日上午，我们专程赶往烟台市芝罘区，采访百岁抗战老战士孙万通老人。他深情回忆了自己的抗战岁月，介绍了自己为人处事的点点滴滴。
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走访看望抗战老战士孙万通
当选村团长
“先从我小时候的事情说起吧。我从小很听老人话，照着老人话做。我记忆中最深的是我奶奶，她老人家虽然不识字，但却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我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常常告诉我，人家的东西不能拿，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一辈子不要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人会睡不好觉的。我奶奶死的时候我8岁。她老人家的教诲，我记了一辈子。无论干什么事，我都是按照奶奶的话去做。”老人谈到这里，有点动情，两眼也有点湿润。
“我父亲给人家干长工多年，一直干到36岁。他说话不多，为人朴实、厚道，从不和邻里争短长。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干农活了，推车、锄地、施肥，样样都教。我从我父亲那里学了一手好庄稼活，十五六岁时就顶一个整劳力干活了。当时村里说这个人刨地姿势真好，我还给村民集中演示了两回。我爹种烟技术很好，他要教我，我问他抽烟有什么好处，他说没有什么好处，就是放不下。我说，没好处我坚决不学抽烟。我一辈子不抽烟，能喝一点酒，年轻时酒量还很大，但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我这人还是有自制力的。
“我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邻里有个红白喜事，她都是去张罗帮忙。她常对我说，帮人就是帮自己，帮人家办事，帮人家应急，心里舒坦。母亲的话说得很在理，我一辈子乐于帮助别人，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我离休后回到村里，无论谁家有困难，我都搭把手。
“我18岁就结婚了，弟兄两个，结婚后就分家，我分了两亩多薄地，开始自己过日子。我也租别人的地种，白天给人家当长工多挣点钱，好养家糊口，晚上干自己的。我年轻时体格健壮，干起活来一点不知道累。年轻就是好啊。
“我年轻时胆量大，天不怕地不怕的。20多岁时就是村里的闾长(25家算一个闾，我们村4个闾)了。我们村当时是老三区，国民党催粮，村长跑了，找不着村长就来找我了。国民党把我抓到村公所北家庙去，他们要打我20棒子。我说：‘你们打我也得上街去打。’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叫俺村里人都知道我为什么挨打。’ 经我这样一说，他们改变了主意，‘不打你了，你去收粮吧。’村里人说我胆子真大。
“1942 年，村里人觉得我胆子大, 办法多, 便选我当村团长——民兵队长，我是阴历四五月份接的手。我想，不想干归不想干，干了就要干好。干村团长之前我买了辆手推车，干点买卖粮食的生意。干村团长以后，不能正常出去了，小生意也就不做了。我还兼管着附近5 个村的民兵，有柳林庄、窝乐、辛店、文石、西张格庄。我是一连连长，上面是五营营长刘皋，连里100 多人，民兵白天不站岗，晚上站岗，早晨受训、早操，吃完早饭上山干活，晚上开会。训练时候哨一响都来了，主要是练习射击、扔手榴弹、埋地雷。白天是儿童团、妇救会站岗。
“1942 年以前村里没有政府，动员参军都是我私下里找人做工作。到了1943 年就是村政府出面动员了，大家都明白了参军光荣的道理。参军的人都戴着大红花，村政府组织人去送。
“那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发动群众斗地主，斗完地主分田地，分了田地贫雇农就要保卫胜利果实，就要参军。当时，我负责分地。我想了一个办法，先召集贫雇农开会，你要多少，他要多少，都报个数来，要了地后都要种好，荒了不行。然后我再召集地主开会，你拿多少，他拿多少，最后汇拢起来，把地按家按户分好。就是这样， 我们村里没有采取斗地主、打地主的办法，就把土地问题解决了。
“那时候民兵要经常配合正规部队行动。我记得是1943 年10 月，上级来了指示， 要民兵晚上武装整齐，到太平庄集结。接到命令后，我带领70 多个民兵，迅速赶到太平庄待命。不长时间，县大队的同志们就过来了，县大队领导叫我们民兵跟在县大队后面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吓唬鬼子，那时候公路上十里地一个炮楼，叫鬼子知道八路军的兵力不少，不敢轻举妄动，为的是保护我们的北海区机关顺利转移。”
组织群众反“扫荡”
1939 年12 月6 日，栖霞县城沦陷后，日军实行分割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从1940 年到1944 年的5 年间，除不断加强其烟青线的据点、碉堡外，便是以频繁的“扫荡”向抗日根据地进攻。1940年，日军重点向栖霞县西部“扫荡”;1941年以后，主要目标是牙山区和艾崮山区，“扫荡”的规模愈来愈大，手段越来越惨烈，战术有所谓长途奔袭、数路合击、梳篦式、拉网式等花样，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烧杀之惨骇人听闻。
针对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空舍清野”和游击战手段全力进行反“扫荡”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以武力聚歼抗日武装和征服根据地人民的野心，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使“扫荡”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
孙万通老人回忆道：“日本鬼子占领栖霞期间，我们村也被‘扫荡’了四五次。日本鬼子进村后，抢粮、抢牲畜，见不到人的时候，就放火烧毁房屋。我干村团长时，把站岗放哨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白天是儿童团、妇救会站岗，晚上是民兵站岗。一有敌情，就把山坡上的消息树放倒。村中人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抓紧把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藏起来，有的藏在地窖里，有的藏在地道里，藏好后再用玉米秸、高粱秸盖好，不露痕迹。敌人根本发现不了。粮食藏好后，我就带着乡亲们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如地道里，山沟里。转移速度很快，有的老人走不动，我就安排人用农村的小推车推着他们，或者让老人骑在小毛驴上，旁边有人扶着。由于我每次都安排得比较周全，我们村里在敌人的‘扫荡’中损失较少。我记得有一次日本鬼子给烧了十几间房子。日本鬼子走后，我又找了村中的几个泥瓦匠马上把房子盖好了。不能让他们没个住的地方啊。”
拔除敌据点 光复栖霞城
从1939年底至1943年，日伪军先后在栖霞城、臧家庄、松山、古镇都、杨础、观里、寨里、二十里堡、河东、口子、东南店、中桥、丰粟、卧龙、大河北、吉格庄、孙家坡、蛇窝泊等地建据点18处，碉堡44个。1942年12月，日伪军修建大碉堡(5层13米)于蛇窝泊村，以一个小队和警察所等共120余人据守，拥有轻机枪l挺、匣枪6支、掷弹筒1个、步枪39支，号称“胶东第一大碉堡”。以碉堡为锁，再沿公路两侧挖深、宽各5米的封锁沟为链，来分割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切断东西海区的联系。
抗日军民针对敌人的封锁手段，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封锁斗争。填平封锁沟、截断交通线，直至最后胜利为止。1942 年至1943 年上半年，栖霞县3000 余名抗日军民参加胶东军区统一组织的破袭大军，坚持斗争半年之久。八路军十三团一个营和教导二团积极配合栖霞人民的反封锁斗争，于1943 年5 月23 日彻底摧毁蛇窝泊大碉堡。
“我带领的蛇窝泊民兵积极配合部队出色完成任务，上级还给我们发了3 支枪， 我是65 枪，团副、一班长是79 的。刚领到枪那个高兴劲啊，就别提了。”孙万通老人说到这里，似乎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月，沉入领枪的喜悦之中。
自1943 年5 月起，敌人的封锁线开始崩溃。八路军拔除了蛇窝泊和松山碉堡之后， 敌人的18 个据点或被迫撤退，或被攻克，或弃堡投降。1943 年撤退2 个，1944 年9 月， 八路军秋季攻势前后，撤退10 个，投降2 个，被攻克2 个。
1944 年秋，胶东军区统一组织了对日伪军的秋季攻势。一至四阶段在东、西、北三个区进行，第五阶段的主要任务为彻底摧毁烟青路福山至莱阳段的日伪军封锁线。八路军十四团一个营同西栖县大队部署于城南地区，北海独立营同栖东独立营部署于城北地区，各区中队和民兵则配合作战，南北两区遥相呼应。
10 月26 日，被围困于栖霞城之敌北犯，至公山遭八路军阻击，被歼80 余人后回窜。11 月上旬，代理伪县长邸靖国出城监修公路，在南七里庄遭伏击被俘。27 日百余人的抢粮队亦在宋家沟被歼20 余人。至此，八路军将包围圈节节压缩，直逼城下。守敌风声鹤唳，惶惶不安，于12 月14 日凌晨，倾巢窜逃招远。沦陷5 年整的栖霞城又得到光复。
“1944 年攻打栖霞城时，我带领30 多个民兵，在离栖霞城二里地的南石碴子负责保卫指挥部，把住旁边一条公路道口。我领着那么多民兵有责任啊，两个人一个钟头一班，我陪他们站了一宿岗。那天下大雨，战斗没发打，就撤了。第二天，队伍又回来攻打，城里的敌人早就弃城逃跑了，栖霞城解放了。”
一辈子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孙老今年已是百岁老人了，生活中的孙老，高高的个子，两道浓浓的寿眉，面色红润，说话时满面真诚的微笑。刘爱军主任问起孙老有什么长寿秘诀，孙老只是说了一句最朴实的话：“一辈子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孙老介绍说，不管多大的事情发生，我都能坦然对待，我的心胸很豁达。“文化大革命”我被批斗时，照样吃，照样睡，因为我没做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我和县委书记、县长、酒厂厂长一起被戴高帽子批斗照相，我问身边的红卫兵：“是不是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一张?”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心里没鬼，批斗一下有什么可怕的，“我这辈子不太计较以前，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批斗我的人有的就在我的单位上班，后来我又当领导了，我仍然和以前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也不是故意整我啊，都是形势所迫吗。”
“建国后我当了多年的领导，在历次调工资中，我都是先他人后自己，有时我宁愿自己不调工资，也要让同志们满意。记得是1956年调工资，按百分比调，工作积极的调，工作不积极的不能调。因为单位里就我一个是正处级的，老史是副处级，他非去要一级不行。董彪在单位干经理，老史成天往那跑。董彪把我叫去说：‘老孙，有个事要和你商量一下，这次调工资定级，老史天天往这跑，一天三四趟，这怎么办?’我说：‘给老史调，我不调了，不就是10来块钱吗!’董彪把老史叫去说：‘你看看，把老孙这一级让给你吧，你再不用往这跑了，老孙等明年再调再说。’后来下来文件说，明年不调了。老史找到我说：‘哎呀，老孙啊，怎么办?明年不调了，你那时候不该让给我。’我说：‘老史啊，不就多这十块八块钱吗!不调就不调吧，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1956年我的工资是66块钱。到了1962年，又调工资，党委书记把我叫去了，‘这次调工资你应该涨两级，文件说，没有特殊困难及有特殊贡献的不能涨两级，和你商量一下怎么办。’我说：‘不用商量啊，这个不难，按上面的文件办。’‘上面文件只能涨一级。’‘涨一级就涨一级呗。’按照规定，先进工作者、模范可以涨两级，没有的不能涨两级。单位评先进，领导没有先进，都给下边的职工了，评先进我不要。我一辈子没领加班费，没领奖金。我这个人就这样，处处事事总想着别人。
“现在，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老兵非常好，我现在的工资是以前的好几倍，我自己也花不了，就拿出来一部分帮着村里干点事。2013年我们村里修路，我捐了10000元，是村里捐款最多的。还有就是从2010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春节前我都回到村里，走访看望80岁以上、生活困难的老人，并拿出3000元钱补贴他们的生活，有的100元，有的200元，钱虽然不多，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只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好!”
(采访 ：王锡东 撰稿 ：李 刚 李天程 王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