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发生前三年的1934年，虽然我只有三岁多，但已逐渐懂事。使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父亲不断给我讲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到处杀人放火，使中国人民受难的罪行。这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种子。我的父亲亲手在我家屋顶上竖起了天线，让我们通过矿石收音机收听电台广播抗战新闻和歌曲。虽然我对广播中的新闻不是太懂，但对其中的抗日歌曲非常感兴趣，很快就学会了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不少抗日歌曲。长大后，通过我的母亲和我父亲的战友告诉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入党的共产党员，回到老家后，抗日战争初期就被中共无为县委任命为县委抗日动员委员会的负责人，兼任无为县抗敌工作团团长，动员组织无为县抗日游击武装，坚持抗日战争。我的父亲不幸于抗战第二年冬天因积劳成疾逝世。中共无为县委重新委任吴锦章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外贸局长)接任我父亲的工作，继续领导组织动员无为县的抗日工作。
我的伯父及堂兄们为继续完成我的父亲未尽事业，于1939年后，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斗争。由于党对我家的关怀，就把我送上了国共合作的在我家乡的陡沟小学读书;毕业后又送入新四第七师成立的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皖江联立第一中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1年，新四军第七师成立，师部就设在我们无为县洪庙乡三水涧村，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皖中根据地，以后由于根据地不断扩大，改称皖江根据地。从1941年夏至1945年秋撤出皖江根据地的四年多时间里，除了抗日军民多次粉碎了日寇对解放区进行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政府的挑衅战争外，我还亲身见闻和经历了民主政府在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几件大事：
1、团结一切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四军七师在党中央和军部领导下，严格执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任县长的吕惠生在我党团结教育下，被争取过来当上我七师皖江行署主任，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党忠诚战士。北上时被敌人抓去，最后忠贞不屈而被国民党杀害。在七师刚建立时根据地很小，由于团结教育了很多民主人士，使他们逐步地靠拢我党拥护我党抗日主张;并经过歼灭日寇和反对顽固派的军事斗争，使根据地逐步扩大，从无为及巢县等地向东扩展和县、含山，向西扩展至桐城、庐江，向南跨过长江发展至皖南多个县。此时根据地涵盖长江南北近十个县，变成了大于原皖中地区数倍，遂改成皖江军区(地区)。在军事上不仅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歼敌多人;并数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军对根据地的挑衅进攻，保卫了皖江根据地的安全。
2、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发动群众，奋勇抗战。
我党新四军七师根据不同阶层在根据地里组织了抗日民兵，妇女救国会以及抗日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民兵配合主力部队阻击日寇扫荡，在日寇扫荡时组织群众转移，保卫老百姓不受损失。妇女进行支前活动，并配合政府动员子女和丈夫参军，那时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配戴红花，锣鼓喧天，光荣参军的热闹场面不时涌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翻腾，立志在我长大后，也象这些叔伯父兄一样地参加新四军去打鬼子。仅我们一个村子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军或参加抗日民主政府担任各种职务。就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经常随学校组织到各个村庄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我多次一去一整天在外，无数次演讲得失声而几天说不出话来。因为当时日寇只占领了无为县城和漕河一线的乡镇如仓头、黄洛河等交通要道，我们陡沟坝则是我军皖南和师部的必经要道，所以我们儿童团还经常配合民兵轮岗放哨，以竖起的竹竿为号，一旦看到前方的竹竿倒下，就立即放倒自己的竹竿向后方发信号，告诉后面的人们，据点里的鬼子从其据点出来扫荡了，要大家做好转移准备，以免遭受损失。
3、减租减息，调动贫下中农积极性，发展根据地经济。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主到佃户家收租基本上是二八或三七比例，留给佃户家的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党为了减轻佃农负担，又不至于剥夺地主的全部利益，以团结他们拥护我党抗日战争政策，就实行了二五减租。就是把原来地主与佃户的任何租额协议一律减少25%，地主获得份额最大不得超过30%，但不是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既大大地增加了佃农的收入，又能使地主也能得益，不至于使他们反对我党，而服从我党统一战线。贫下中农经过我党的这一《二五减租》政策，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使根据地的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们努力地上交公粮，踊跃参军，积极支前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
4、发展教育，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抵制迷信活动。
我党在根据地大力发展教育，当年日寇占领了无为县城和交通要道，使集中在城里的学校无法对根据地的孩子提供学习机会。新四军第七师为了发展教育，除了在有关乡镇成立了大量小学外，还在师部驻地利用很多在军队和地方的知识分子，如刘芳、方向明等同志先后担任校长，组建我党培养抗日青年的中学，命名为皖江联立第一中学，先后培养出大量抗日干部。不少同学都先后走上重要岗位，如我国三机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原安徽日报总编辑胡仕富等就是我们中学的同学;教育部的施瑾同志就是当年从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我们的数学老师。胡溪涛同志是主持和参加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和研究的领导者，目前还是我国大飞机研究事项的顾问，受到温家宝总理多次接见。由于我国当时文盲比较普遍，根据地就大力开展和推广识字运动，并且编了识字歌让群众传唱。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比喻不识字是“捧鼓给人家打呀，把主给人家做;”而识字是“识字心里明呀，别人欺不得”。几乎在夜校学习期间，人人都会唱。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当时就成了大人的识字辅导员。抗日政府在推广识字运动的同时，大力宣传科学知识，抵制迷信活动，使皖江根据地气象一新，万众一心为抗日战争全力奋斗。皖江根据地在当时是万树丛中一点红，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都为打倒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