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自杀前，任命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作为二战中德军潜艇战的名将，机智的邓尼茨在“即位”后显然头疼于怎么收拾德国的烂摊子。可能是因为苏德战争过于惨烈，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东部后实行了十分恐怖的报复。
鉴于这一局势，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在东线作战的几百万德军都由苏联受降，这些投降者恐怕很难活着回到德国。为了避免战后的德国再丧失本已所剩不多的青壮年，邓尼茨决心尝试同盟军单独媾和，尽快在西线实现停火。
就在柏林被攻克的5月3日，邓尼茨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已经到达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第二天，弗里德堡就与蒙哥马利签署了西线局部投降书。投降书签署后，弗里德堡马不停蹄地赶往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法国兰斯，想探一探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于与其单独媾和的口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艾森豪威尔以弗里德堡级别太低为由拒绝与其会谈，邓尼茨不得不改派名将约德尔前往兰斯，全权代表德方商谈投降事宜。会谈就这样被拖到了5月6日才开始。
面对德国人主动“上门投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先摆了个架子，真正原因是还没做好演这出戏的准备。考虑到苏联强大的力量和在二战中所做出的无法否定的贡献，美英想与德国单独媾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白白放过德国主动投降的机会，又无法弥补将柏林让给苏联人的遗憾。
思考再三后，艾森豪威尔耍了个手腕，他特意找到苏军在兰斯的联络官、名不见经传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建议由他代表苏联签署“兰斯投降书”。艾森豪威尔显然知道，作为二战欧洲战场的总投降仪式，一个身为联络官的少将显然是不够格的，但这样的安排恰好能够起到压低苏联为战争胜利所做贡献的作用。
面对艾森豪威尔突如其来的邀请，苏斯洛巴罗夫少将赶忙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但莫斯科却没能及时给予回复，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苏斯洛巴罗夫根本没有权力直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转了好几道手才到达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所以延误了不少时间。
可怜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此时陷入两难之中，在没有得到斯大林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他贸然签署这份协定固然不妥，但如果选择拒绝，苏联就要冒纳粹德国单独同西方盟国媾和的风险，这对苏联战后获取战胜国利益将是巨大的损害。
权衡再三之后，苏斯洛巴罗夫少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了谈判，并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据苏斯洛巴罗夫后来回忆：“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不过，在当时，他这句话显然没受到什么重视。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驻法国兰斯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5月7日当天，投降仪式现场呈现的是非常奇葩的一幕——美、英、德等国出席投降仪式的都是战场名宿，唯独苏联代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坐在一堆名将中显得气场十分不足。
这个细节给了西方媒体极大的解读空间，纷纷质疑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认为盟军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东线只是牵制德军兵力的次要战场。苏联在这场投降仪式中，把攻克柏林的风光劲儿又输了回去。
艾森豪威尔在投降仪式上用“闪电战”的方式黑了苏联一把，英美当然很开心，但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很生气。他先是指责英美这样重要的仪式为何事先不与苏联协商，在稍作冷静之后，斯大林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个擅自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人是何方神圣？”
在得知苏斯洛巴罗夫直到1944年时才授衔少将后，斯大林立马叫人拨通了其所属的炮兵司令部的电话，并用挖苦的语气质问苏斯洛巴罗夫的上级：“我很好奇，‘著名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到底获得了谁的授权？”
惹得斯大林同志如此不高兴的苏斯洛巴罗夫后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在被撤职后接受了漫长的审查。一次贸然的“代表”，奠定了这位少将悲剧的后半生。
在处置完“内鬼”后，斯大林于5月7日当天正式向英美两国发出了抗议，他表示：“今天，在兰斯，德国军队签署了预备性的无条件投降书。然而，这场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由西方盟国，而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
斯大林对于投降仪式的高度敏感和强硬态度，让美英不得不放弃了艾森豪威尔精心布好的那局棋。于是，在1945年5月8日，刚刚承受过一次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进行第二次“正式的”投降仪式。
这一次，苏联派出了元帅朱可夫主持该仪式，而在苏联的要求下，美英等国也不得不派出高级别军官参加仪式。投降书第1条强调：“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朱可夫更是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第一个签字。苏联总算获得了其想要强调的突出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与“兰斯投降”相比，“柏林投降”在场面上对德国更不客气，德国代表凯特尔元帅率领着德国代表团来到签字厅时，礼节性的举起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
但是，盟军方面无人还礼。凯特尔元帅在尴尬而屈辱的气氛中签完了所有9份投降协议。两场投降仪式截然不同的氛围，也暗示了东西方日后对德国不同的处置态度。
这段签订两次投降书的插曲，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后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根据“兰斯投降书”，“所有德军在欧洲中部时间5月8日晚上11时01分起停止军事行动”。因此，在欧美国家的观念中，二战欧洲战区的最终战日期应该是在5月7日或8日。
而苏联所认定的柏林投降书是于5月8日深夜签订的，并规定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德军在“兰斯投降书”签订后已经向战斗部队传达了该命令，因此，当“柏林投降书”在9日凌晨生效时，德军事实上已经放下武器一个小时了。
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突出自己才是二战中的中流砥柱。认定哪一天作为停战日，成了一个严肃的站队问题。
苏联解体后，这个琐碎的争论曾一度沉寂，2005年5月9日，西方各国首脑出席俄罗斯的庆祝仪式，曾被看作是对于苏联二战贡献的肯定与承认。然而，后来，西方各国元首又纷纷拒绝出场。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