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冠英：我们为“陕北公学”捐款三次
1937年“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国民党被迫对日宣战。十天后，由丘巴宁组织的爱国知识分子、店员成立的“励学社”会同缅华文艺界笔友，成立了缅甸华侨文艺界抗日救国后援会，也就是“文救会”。
那时，缅甸华侨界有个“救灾总会”，在缅甸华侨社会进行募捐，支援国内的抗战。我们(“文救会”)也开展募捐，在1937—1938年，将募捐来的3万多元分三次给了“陕北公学基金会”。
“文救会”下设有多个委员会，我负责“抵制日货委员会”，每月还有30盾的工资。“抵制日货委员会”联合缅甸人、印度人一起成立了“中印缅抵制日货委员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劝告队，调查、登记商店内的日本货，让日本货退出市场。此前，缅甸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涨，往往是华侨、缅甸人、印度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目标一致，也很团结。
由于日本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英殖民当局一度封闭了唯一通往中国大陆的滇缅公路，这使通往祖国的抗日急需品无法进入，“文救会”与华文报和缅文报一道，呼吁华侨、缅甸、印度人联合向英殖民当局请愿，重庆新华社也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民有25万人签名请求，使英殖民政府迫于中外压力，在封闭了三个月后，重新开放滇缅公路。
“文救会”还推荐6位青年侨友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智明、林友棠、郑友礼、苏学新、马寒冰和许金荣，除马寒冰外，其他五人从陆路回国，但只有郑友礼、苏学新、许金荣三人抵达延安，曾智明、林友棠生死不明。
1940年，一位名叫张光年的国内青年到了仰光，住在“龙山堂”，杨章熹介绍他在仰华学校(仰光华侨学校)教书。张光年，也叫光未然，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不久，因晥南事变，一批进步文化青年人从四川、云南疏散到缅甸仰光。他们与缅华社会的进步青年王汉斌、郑详鹏、赵丰、李凌、肖岗、吴章彬、陈尊法等成立了“缅甸华侨青年战时工作宣传队”，就是“战工队”。
“战工队”成立是以宣传抗日为主，不仅活跃在缅甸华侨社会中，而且也联合缅甸反日的青年僧侣组织宣传抗日，为驻缅甸英军慰问演出。“战工队”在仰光云南会馆演出时我曾去观看。张光年上台亲自领唱，“朋友，你见过黄河吗?………”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大合唱非常鼓舞人。他们一直在仰光——曼德礼——腊戍间来回演出。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局势紧张，我和一些朋友、同志一道离开仰光，北上撤回祖国。
陈尊法：缅甸侨胞抗日很积极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在缅甸勃生华侨中学读书。校长吴铁民在周一早上举行的“纪念周”上训话：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再次侵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要有骨气，要与日本战斗到底，誓不做“亡国奴”。
当时的学生很活跃，我和很多人都参加了地下进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做一些抗日救亡工作，如贴标语、上街演讲、分发宣传单等。勃生的支援联合会、商会、妇协会和校友会每周出来募捐，义卖，仰光的救亡工作宣传队也来勃生演出，各界救亡活动很活跃，侨胞们都很热情，纷纷捐钱、捐寒衣，也有不少印度人和缅甸人捐钱。
不久，吴铁民校长被调到仰光华侨中学当校长，身为国民党参议员的学校董事长许顶文请来了集美中学教师邱丕荣当校长。当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邱很反对学生搞政治运动，强调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为了防止我们晚上外出，学校的宿舍九点钟就锁门，我们只好利用周六和周日搞活动。后来学生与校长的矛盾不断升级，我们张贴标语公开反对校长，引起轰动。校长很是气愤，准备开除一些学生，我被列为第一个。开除的时候校长没有贴布告而是直接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说我不专心读书，学校要开除我，就这样我被父亲领回了家。
在直甲镇的新民小学教了一年书后，父亲让我结婚，我因受到新思想影响，不愿早早结婚，就逃婚到了仰光，投靠杨章熹老师。杨老师介绍我到他创办的仰华公学教书，同时我还利用休息时间学习了英文、美术和音乐等，画了很多反映抗日的漫画出去张贴。
在仰光，我加入侨党，曾代表仰华公学参加了仰光战时服务团，主要负责夜间灯火管制(怕成为日军轰炸目标)。随着日军逼近仰光，学校停课、报馆关门。我们撤退到了缅北的曼德里，参加了抗日进步侨团“战时工作服务队”(简称“战工队”)，我就在里面做队员出版墙报，也参加文艺演出工作，慰问远征军伤兵，给英国部队当翻译，举行游行宣传、演讲，贴标语，进行专题讲座，还经常写一些新诗支持抗战。
1942年4月3日，日本轰炸了“战工队”的驻地云南会馆，三名队友当场牺牲，其中一位女队员年仅16岁。组织上决定往祖国撤离，先是到八莫，后又撤往昆明，一路上日军的诸多暴行，伤及缅甸、中国的无数无辜平民等历历在目，更加坚定了我们抗日的决心。
黄霞云：每周都出去为“抗日募捐”
我1927年出生在缅甸。
在中国抗日战争前期，我家在缅甸乡村开了家小店，除了每月固定的“月捐”外，还在店里放一个募捐箱，来店里买东西的人也会自愿捐一些钱，支持中国抗日。
那时我还在华小读书。当时大家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小学生们每个周六(半天)、周日都背着一个印有红十字的小箱子，到街上或店里去为“抗日募捐”。也有很多小学生会把吃点心的钱节省下来捐给祖国。这种募捐活动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
在日本人没到缅甸之前，我爸爸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泡一壶茶，给周围的缅甸人讲“日本人是如何欺负我们中国人，如何屠杀中国人的”，我也常一大早起床躲在门后偷偷的听。后来有一天(日本快投降时)，日本人到了我们住的小村庄里，胁迫村民们说出杀死日本兵的人，否则要抓100个人出来抵命。我们也亲眼看到鬼子们把我们中国人扔到河里活活淹死的情景。心里真是恨死了日本鬼子。
丘文晶(美籍缅甸侨胞)：国仇家恨何日休
我出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原本幸福的家庭因日寇的暴行而家破人亡。
那是1942年日寇侵占珍珠港后不久，父亲就带着大姐懿玉、大哥航奉先到了云南保山，安置他俩在保山国立侨中报到后，准备再回缅甸接身体虚弱才产我不久的母亲及二哥海滨、二姐梦华。
可就在那年5月4日，在惠通桥边接妻无望的父亲，又忽闻侨中冒有火烟，心骇极，遂即狂奔前往，路闻炸死学生十数人，至校门外，乍见航奉(大哥)在众人议论边伫立，精神萎靡，如丧家之犬，父心痛愈碎，疾呼“阿航!”声泪俱下，“你阿姐呢?”航奉乍见父亲又惊又悲，浑然是梦，边走边哭，遥指女生宿舍，“阿姐不见了……”父子二人不禁泪如雨下，旋奔往炸地视察，翌早又往，见尸体相籍，皮肤焦烂，认不出谁是阿姐，临风恸哭一场，唏嘘欲绝，父悲痛之际抓把骨灰装入罐中，牵着哥伤心离去，懿玉(大姐)死时不到15岁。
1942年5月，在缅甸八募母亲高龄难产生下我后，身体尚虚弱便带三个孩子及工厂原料，坐卡车随人群逃难。半路遇见了日本强盗，他们看见一卡车老幼伤残的老百姓，一阵疯狂地机关枪扫射，扬长而去。二哥海滨不幸中弹，他向来憨厚老实只手抱右腹说了声，“阿母……我中了”，当时因天色已暗，日寇催赶我们不准再往前走否则就要开枪，妈妈只得抱着我下车，叫他们俩快点往回跑。10岁的二哥只得听话跟着人群跑，灯光下才发现他浑身是血，右腹中弹血流入注，奄奄一息了。可怜二哥不哭不叫只说声，“阿母……我口渴”。那晚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子忍痛慢慢死去，死时才10岁。
如今，日寇不但不为当年罪行作任何道歉赔偿，还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行为。对我死难同胞而言“情何以堪”，国仇家恨何日休!?
寒冷的午夜小学生还在募捐
有一位当年曾在缅甸目睹过华侨踊跃捐输实况的记者，作过如下报导：
“记者于六日晚由仰光搭火车转赴泰缅边境时，在一个距大市不远的小站上，遇到一群当地华侨学校的小同学。他们在车厢内作五分钟的鼓动演讲，劝谕乘客捐款，为祖国购机以抵御敌人的狂炸。他们的话说得许多华侨乘客都掉下了眼泪。大家解囊捐款，连一个印度工人也受感动，抢上来捐了半盾钱。他还抱起那个中国小学生来亲吻，并以英语大呼：‘中国抗战胜利’!目送这群小同学下车，我深深地受了感动。看看表，时已午夜，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寒冷的大雾中……”(来源/厦门侨声，记录/太原 青云 房舒 银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