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分别兼任银行正副行长。
那年，我17岁。我同麦洁红、钱郡芳、曾华等数十名女同志从抗大五分校调到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进入会计训练班学习。老师讲的是借贷方面的知识，却不知老师说的是何地方言，课听不大懂，还要学习打算盘。我想，不是说打鬼子吗，怎么做起商人来了?
朱毅部长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亲自来给我们上课。他说，“革命也需要当家理财，学借贷、打算盘，才能记好账算好账。光有革命思想还不行，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算盘，同样是为了打鬼子!财经战线上的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保卫革命财产，就是支援前线，我们同样是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
此后，我们安下心来学习，老师的方言也逐渐听懂了。训练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江淮银行总行金库任出纳。当时工作驻地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有柜台、栏杆，总行的金库有一台铁制保险柜，财政经济部的金库只是许多的木箱子，即时结算还是用法币。
1941年4月，江淮银行总行开始营业。我记现金出纳账，每日在窗口。经常开党小组和支部会，空闲时，就看三姐程瑞蒙给我带来的马列主义书籍，还时常到泰山庙听财经专家薛暮桥讲的政治经济学报告。
8月，日伪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跟着李人俊副部长行军到了苏中区，我和钱君芳暂借给苏中区行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两淮盐务管理局，那里原有大量的留用人员，没有新四军的干部。钱君芳管印鉴，我是会计。去的当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情况紧急，鬼子下乡扫荡了。紧急集合后，我和钱君芳去河边的一小茅草棚中暂时躲避。我们俩钻进了一间空荡的、低矮潮湿、只有一扇窗子、朝河方向开着的窝棚式土屋。我们蜷缩着身体，贴墙各站在窗的一边，各自向两边望去，心想，鬼子上岸怎么办?我们穿的是军装，誓死不当俘虏。想着想着，忽然听到汽艇的马达声，我们屏息观望，想是肯定鬼子来了。果然，汽艇由远而近轰鸣而来。我们攥紧拳头、提心吊胆，清楚地看到船头有五名持枪的日本兵，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稍作环视就缓缓而去。真是好险啊!幸好没有码头，他们没有上岸。等到天大黑了，李人俊副部长赶来通知集合时，我们看到一大队人，他们是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全部留用人员，都背着行李。他们害怕游击生活，准备走。这样，偌大的一个两淮盐务管理局，就由周邨局长、钱君芳和我三人接管了，成立了三人党支部，周是书记，钱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
业务上，我们依旧沿用过去的税票，盖上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公章、发给税务员。每当税务员来缴款时，都是行色匆忙，经我们清点后，立即签点新的税票给他们。由于税票须是签发时盖章，所以经常是通宵不眠。天亮税务员来领时，也来不及问姓名，就匆匆而去。在我们的税务机关被敌人的“清乡”、“扫荡”摧毁时，他们就分散成几个游击组，与敌人拉锯式地周旋，保护和运送税款高于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税款对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无人动摇革命的意志，从无携款逃跑者。
征收和保管税款是极其重要和危险的工作，都是由我和钱君芳两人负责，后来又有吴蓉同志。我们把钱放在特制的布背心中。领导怕我们不肯穿，特选了好看的红格子布做背心。它有三排方形的口袋，口袋上有绳子可系，一排八个，放的是法币和金条。规定我们每天穿着贴身睡觉不能脱，以应对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我们是活的金库，行动灵活便于分散，但也沉甸甸的，心情从不放松，觉从不睡死，责任重大啊!行军时，前后都有部队，紧跟在局长后面被人保护;分散时，也离驻地不远，白天不可随意外出，隐蔽行事。等到税款收到一定数量，解缴军部时，才可脱下背心，那时最轻松，像放假似的，可以美美睡上一个好觉。
为了躲避日伪的扫荡，1942年6月，印钞厂转移到阜宁县羊寨镇以南的洪庙继续生产。李人俊兼任厂长，胡金魁任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由于业务需要，我和钱君芳又被调到印钞厂。不久，由上海陆续运来了印刷机、凹凸版机、油墨和印钞纸、切纸机和烘干机等。还引进了一些印钞技术工人，全厂有300多人。
紧张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将三台印刷机放在中厅一字排开，中厅的东侧放切纸机，先由切纸机开始进入三道印刷、检票、检号后，印出普通的江淮券。是像印刷报纸一样的平纹，纸张是一般的印钞纸。凹凸版印钞机放在后厅，印钞纸先经过湿处理后，经过凹版，清版、回墨，放纸压印，烘干一次等程序，即成半成品。凹版印刷要求精确度高，所以，厂房明亮。印出的壹元券是特制的印钞纸，纸是淡粉红色，中间有细纹并有防伪标记图案的油条油墨，突出发亮，高质量的江淮券。
1942年7月，印钞厂全面开工时，陈毅代军长亲临现场视察。陈代军长所到之处，工人们都向首长敬礼致意。全厂上下和陈军长的心都在一个目标上，那就是多印快印!因为华中各地的法币仍然是主要的流通工具，由于交通的阻隔，造成法币(特别是小额面值的法币)很难得到补充，形成根据地市场流通筹码的严重短缺，伪币乘机而入，急需我们的江淮券去抢先占领市场，解决短缺，畅通流速，因而印钞厂就是战场，印刷的速度也就成了“革命的速度”、“战争取得胜利的速度”。
由于法币的贬值，它企图侵入抗日根据地掠夺物资。江淮银行规定，法币禁止在根据地流通，进入根据地的法币必须按比值换成江淮券，把换来的法币拿到敌占区购买我们所需的物资。因而，我们的江淮券一出，根据地的老百姓无不喜称之为“抗币”。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货币的稳定，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干部和工人深知敌、顽、伪夹击中有如此安定环境来之不易，为了这个目标，都忘我劳动。我们终于赢得了敌后的六个月宝贵的时间(1942年6月—12月)，部分完成了小额江淮券(即1角、2角、1元)的印制和发行任务。在这五个多月的时间内，生产了抗币947.55万元，为盐阜和苏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也常常是一个人去阜宁财经处，到骆耕漠那里向唐翠英领取现金，背着一挎包钱回来。记得有一次，去时晴天，回来却遇倾盆大雨，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还要涉水过河，回来时一头撞上李人俊副部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赤着脚，水从身上流到地上，也来不及回话，就抢先把未湿透的放钱的挎包交给出纳钱君芳，总算保住钱物没有“泡汤”。
1942年底，日伪的清乡扫荡更加残酷，军部号召实行“精兵简政”，所以印钞厂也动员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准备撤出洪庙，转移到海船上去生产。我们加紧把半成品的钞票赶制成成品，困了就睡在钞票上，把机器拆卸包装好运到海边打埋伏。由军部调来的政工干部也随李人俊副部长回新四军军部了。我们印钞厂的队伍虽然比不上正规军，但也精干灵活，大家背着背包，转移行军到苏中东台海边盐垦区，继续生产江淮券。
1943年1月，我们在总指挥罗湘涛指挥下，与海霸(海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的海上印钞厂在弶港与掘港之间的深海航行，陆地上有敌伪顽的夹击，形势严酷，生活艰难，没有淡水、蔬菜，加上汹涌澎湃，晕船呕吐，没有冬衣冻得发抖。而凹凸版印刷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印刷机只有在潮水退时，由舒琪、陈真在舱中印刷。我们也只有在退潮时，在海滩上捡些海蜃子当菜吃，潮水来了就上船。情况紧急时就得立即开船，与海匪周旋。紧张过后，也有平静的片刻，船飘在海上，我们坐在船帮上，看到海里的鱼，看到圆形透明的活海蜇浮游在海上它的头部在下面，在阳光的照耀下甚是美妙壮观。
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还是没能适应，因为海匪的猖狂，退潮时也不能下船了，我们只得在海上打游击，每天都要在深海航行。我们随指挥船航行，游击了一段时间，形势稍微好转，我们才得以上岸，先在盐区一带活动，住在烧盐的盐锅旁。有一次，我们在开支部大会，从盐民那里买了鲜黄豆荚，就放在盐锅上蒸，一会儿剥出黄豆吃，那才好吃呢!又嫩，又有一点咸味，真是一顿美餐，使我至今难忘。
宽阔的盐场，一望无际。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每天靠范仲云外出带回的淡水、粮食、蔬菜度日，虽然生活工作还很艰苦，但是大家在一起过着部队的集体生活，感情上非常温暖和快乐，印刷工作也顺利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