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嘉陵江畔蝉鸣阵阵，“国立复旦大学”的校牌静静矗立宛如77年前，踏进校门，黄色的“登辉堂”立于眼前。
14日，中新社记者走进重庆北碚区夏坝。夏坝原名“下坝”，后经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取“华夏”之“夏”，将其更名为“夏坝”。1938年2月，在战火中，复旦大学几经辗转，迁于此地。
教室、宿舍、食堂、教职工宿舍……原有的建筑现只剩下以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之名命名的“登辉堂”，和不幸罹难于日机轰炸下的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之墓“寒冰墓”。
“我的运气好，是第一批复旦大学在重庆招收的学生。”97岁高龄的曹越华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后，就报考复旦大学，因为英语好，很快被录取。
谈到在复旦的生活，曹越华说，他很怀念在学校学习、踢足球的时光，尤其还有几位让他印象深刻的老师。
“曹禺老师给我们讲《莎士比亚》，对莎翁的各剧台词都能倒背如流。还有钟爱法国上流社会女性打扮的蒋碧微老师，喜欢戴各式女士洋帽，穿西服，她的法语很流利，学贯中西。”
在曹越华的记忆中，抗战时期的重庆校园，除了每日读书做功课，更充斥着时常响起的警报声。“我永远记得1940年5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我们学校。”曹越华说，由于复旦大学地处偏远，常有日军轰炸机从学校上空飞过，警报声如雷，却从未投弹。
5月27日上午，当警报拉响后，又一群日机掠过学校上空，师生们像往常一样没有躲避。“可这天不一样，”曹越华说起仍显惊悸，“我们眼看着飞机在学校上空开始投弹了。”
曹越华随着躲避的人流慌乱地躲进学校附近一个还未修好的防空洞。“一颗炮弹掉落在离我10米开外，所幸这颗炮弹没有爆炸。”然而，曹越华的朋友却没有这么幸运。“我一个同学没有来得及躲避，被炸死在宿舍床下。”
后来经学校统计，那天有7名师生死于轰炸中，“其中就有我们的教务长、法学院的院长孙寒冰教授。”
“那个时候特别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我们虽然没法上前线杀敌，也想为抗战做一点事。”曹越华告诉中新社记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在抗战时期组建起“抗战文艺习作会”，他也是研究会成员。“我们就在北碚宣传抗日，经常去街道演出。我记得演过一个剧《放下你的鞭子》，吸引了好多观众。”毕业后，曹越华因语言功底好，以优异成绩考取外事局翻译员，成为一名为作战部队翻译官。
曹越华的老伴王德懿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书是不能读了。”王德懿沦为流亡学生，与几位同班同学一起，搭上开往抗战大后方的轮船。“到了重庆，很快重庆大学就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读书。”
据重庆市档案馆统计，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抗战爆发后，部分高校陆续迁往抗战大后方。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也是这支“西征洪流”中的一支。
除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外，重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指挥中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上海医学院、山东大学等相继迁往重庆。
在这些全国知名的大学中，诞生无数后来的名人大家。“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中国西南地区留下生活、学习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