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之前，日本和我们都搞演习——而我们则是演习如何撤退。“九·一八”事变时，我就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人炸了铁路后第一个进攻的对象。
其实日本人早就想打我们了。
就是在没打之前，他们在东北也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那时，在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都有驻军，还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巡逻，租界地也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没人敢惹日本人，就是我们，长官也常常强调，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冲突。
我们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人也常来驻地骚扰。1931年夏天，先是日本军官老来参观，到我们的营地里到处看。后来，还常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到北大营来闹事，有时直接向我们挑衅。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但长官不让动手——东北军军纪很严，特别是我们旅。
大家都知道，早晚有一天，日本人会动手的。我们私下里常常一起唠说，到那时，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这些“小鼻子”。
天气凉了，日本人的演习就多了起来。事变前的那几个晚上，日本人每天都演习到很晚。除了把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他们给在乡军人也发了武器。我们经常上街的弟兄们回来说，城里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旅长王以哲也看出来了，也做了防备——9月13日到15日夜间，我们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长官们说，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9月18日当天，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但有从那地方回来的兄弟说，南站日本兵和在乡军人挤得满满的，还牵出来很多大炮，情况不妙。
情况肯定不妙，但我们都没想到，日本人就在这一天就动手了。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长官们好像也都没想到。事变发生时，我们的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北大营。
都知道日本人早晚会动手，但谁也没有认真准备过，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
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日本人炸轨的地方离北大营很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此时，三个团长都回家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爆炸后不多一会儿，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就有炮弹落到了我们营区里。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我们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敌人打来了，团长又没在，他就把全营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我们都操起了步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
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首先就打进了621团的营房。我们急着等命令，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命令。
连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隐蔽待命。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平时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的兄弟，现在被日本人追着打，却不敢还手，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难过呢。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撤出来的弟兄们说：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我们问连长，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要躺在床上让他们刺吗?连长还是说听命令。
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线让日本人剪了。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连长一看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
我们这才打了。打着打着，我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紧接着就疼起来，中小鬼子的枪了!
当时没顾上管，加上想报仇，还在那儿开枪，直到接到命令，要我们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到东大营大操场后才知道，我的嘴都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
我这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
我是河南下义县人，17虚岁时张作霖回乡招兵时当的兵。“九·一八”事变后，部队朝关内撤，长官告诉我们，张学良说了，想回家的可以走。我想，当兵当到这份上，没意思了，也不想回家，就到哈尔滨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