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在社会控制活动中，极其夸大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影响力，以为严刑苛法就足以保证统治政权的长治久安。陆贾认为，“秦二世尚刑而亡”。“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
刑罚苛重是秦王朝短祚的重要原因之。“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戍境。以备胡越。……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秦刑罚之设不能不说太多，效果适得其反。所以，任何强硬措施如果超过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就会成为激起百姓造反的导火线。
秦王朝以法家法、术、势融为一体的君主专制主义集权理论为指导将统治政治和统治过程简化为君主高高在上的高压措施，以君权的淫威迫使臣民“指鹿为马”，成为君权服服帖帖的奴婢。跟随陈胜、刘邦灭亡秦之将领们目睹了秦朝的暴政。陈余等人说秦为无道，灭亡社稷，暴虐百姓。”樊哙说：“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武臣在组织天下豪杰时说：“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不相安。”秦统治下的整个社会仅仅是君主专制淫威下的高度旋转的陀螺，不得不筋疲力尽地旋转着，只要暴力工具稍有松懈，这只疲惫的陀螺就会立即停顿下来，从而充分暴露出秦专制主义社会统治政治的致命弱点。
从汉初人们对秦王朝的反省、总结中可以发现，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缺乏亲和力。秦始皇、秦二世及少数亲信将自己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采取高压统治态势，迫使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身处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境况之中。这样的统治集团一旦遭遇外来的冲击和内部的反抗，就会立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
秦二世上台后，“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以至于秦二世的“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天下未乱，统治集团内部方寸已乱，一遇危及统治安全的风吹草动，百官大臣立即不顾统治政权的生死安危，各奔新主，所以，西汉初年统治者特别重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谐。
陆贾为刘邦建言，君主要行仁义，“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以仁义秩序将从上到下整个统治集团网罗成为一个稳定的整体，首先完成对统治集团内部有机的整合，实现了君主对百官大臣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就保证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通过整个官僚机构及其百官大臣向全社会统治纵深处的延伸。
秦朝统治政权社会控制的第一个欠缺就在于不能稳定住统治集团自身的团结，从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政权的巩固、稳定。秦王朝虽然从形式上全面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现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但仅仅是完成了国家政权外部的统一，民心无不思反。
陈胜、吴广仅率领九百戍卒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者众，足以证明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社会的控制仅仅停留在外部的强权维系之下，没有深入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内心，转换为人们对统一的认同、对皇权的认同，从而自觉地维护社会整体的存在。
西汉建立以后，从高祖刘邦到文帝、景帝继位，先后花费了近七十年的时间，探索、寻求、建立使整个社会黏合在一起的内在机制。在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之前，终于找到并积极实施的社会控制有效方式，即“汉以孝治天下”。
汉文帝以诏令的形式宣布：“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文帝以孝悌治国，倡导全社会成员“孝”“廉”等，还将孝廉作为入仕的必备条件之一。
“孝”是根源于家庭组织中一种自觉的个体行为，在家庭组织生活环境中，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身边对待自己的父母做起，切实地通过维护家庭、家族社会秩序，遵守家庭和家族规范，最终完成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大一统政权的社会化要求。
将家庭、家族、各级政权作为封建等级秩序社会化的学校，人们从幼年到青年，从中年到老年，都受到“孝悌”的熏陶，最后，“夫孝，始于事亲，中于立君，终于身”，“君子之事亲，故忠可移于君”。尽管整个社会等级森严、贫富不均，但源于血缘关系的孝道是一致的。
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不同生活区域的人们受到同样的孝伦理规范的约束全社会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向心力，人们发自内心地从行为上维护家庭、家族和各级政权的治理秩序，最终统治者不仅完成了从各级政权层面对国家的控制，而且也实现了从内心深处对人们思想动机的制约。
秦朝短祚的又个重要因素就是统治政治中没有形成对人们思想意识有效控制的内在机制。秦王朝社会控制失效的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对统治集团本身的自我控制，尤其是秦始皇和秦二世对自己行为的放纵。史载：“始皇以为成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又启征七十余万人修骊山墓，北筑长城征发四十余万民夫，南戍五岭又征发五十余万人。据估计，秦始皇时期的全国人口在两千万人左右，但常年征发的徭役却不下两百万人，几乎倾全国成年劳动力为君主忙碌。
秦始皇死后，“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葬既以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巳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秦朝统治者惨无人道，视平民百姓为草芥，也视身边的百官大臣为仇敌，一味强化个人意志，百官大臣除了恐惧、担忧以外，没有发自内心地对君主的忠诚和拥戴。
一旦遭遇外来势力猛烈冲击，整个统治集团立即作鸟兽散。所以，后继的西汉统治者十分重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重视君主个人和百官大臣们自身的道德修养，力图做到“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
统治政治的重心开始转向对统治集团内部各个阶层的内在控制，构建属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甚至包括皇帝自己应遵守的规范，强调君主的严格自律，并以此作为整个统治集团规范化、秩序化的前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集团内部自身建设最恰当的政治指导思想。
讲究个人修养、注意个人内在自我控制的儒家思想精华，在秦灭亡以后的继承者那里得到重新发现和新时代的解释，与新王朝建立起的庞大的外在社会控制内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汉社会控制体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