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文化研究中，《禹贡》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对大禹的研究，还是夏朝历史的研究，《禹贡》以其气势磅礴的大局观，纵论了中华大地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各地物产，与治水有关的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成为大禹与夏朝历史存在的重要证明。
但历史研究证明，《禹贡》只是我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的一篇假托大禹的全国规划蓝图，以此来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撰著这篇《禹贡》的人士根据设想在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之后，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方案。这是一个宏伟周密的方案，不与寻常相等，故托名大禹，企望能够得到实际的施行。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成为大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的影响力也深远影响后世对夏朝历史的研究。
《禹贡》的记载被否定，那么大禹与夏朝是否也被完全否定了呢？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大禹与夏朝的真实存在，《禹贡》才被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之名，以求实现全国治理的宏伟蓝图，实现全国一统的天下大治。
《禹贡》的现实性被否定，对大禹与夏朝的历史研究，必须重新评估与认识。一切与《禹贡》和战国时期魏国地理范围为依据的夏文化研究成果，必须彻底地抛弃，才能促进夏文化的深入研究，使得夏文化研究走入正轨。
多年来的考古事实证明，在以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对夏文化的研究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并且已经产生了否定大禹、否定夏朝、否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思潮。如果继续在错误的研究方向上，不顾事实、不顾前期的考古结果，不仅是对个人精力的浪费，更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更将使得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走向虚无。在此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认真对待。
种种迹象表明，夏朝是一个从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并在高度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华夏文化。在高度农耕文明中积累下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得华夏部落走出为生存而活的原始生态，逐渐形成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形态。
华夏部落形成的高度文化，成为影响周边氏族部落的标杆，成为夏朝形成的向心力。是一种高度物质财富与丰富文化产生的辐射力，对周边影响的向心力，文化观念的共同认同。这一过程是逐渐建立与形成的，是尧舜禹建立的文明社会形态，被四方各氏族部落接受、认同，而形成的以夏朝为标志的大的集团式国家形态。
这种国家形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华夏文化是有别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
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成果。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华夏文化重要特征，也是华夏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在农耕文明建立形成的夏朝，建立的夏朝国都，是不会轻易改变迁移，其根本区别于由游牧部落商部落建立起来的夏朝。那种认为夏朝国都也如商朝国都经常迁移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使得夏朝研究成为虚无论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破解夏朝历史，破解华夏历史，必须抛弃《禹贡》的影响，抛弃游牧氏族生活范围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以适合渔猎文明、农耕文明生存，具有丰富自然、气候、地理条件的淮河流域为重点研究对象，才能根本解决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这是夏文化研究的唯一正确方向，而违背这一方向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滥竽充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