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文字至今没有发现，难免造成历史的缺憾，不过通过考古手段已知，从仰韶到龙山时代不断发现有几十种刻划符号，应该是文字的鼻祖。传说仓颉造字于黄帝时期，考古证明很有这种可能，而从黄帝到夏代已经有很长时期的发展，所以说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必然是在夏代文字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倘若没有夏代文字，商代甲骨文不可能横空出世，突然成熟起来。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临汝煤山、洛阳矬李等夏文化遗址中，已发现陶器和石器骨器上面的刻划“符号”有50余种，仅二里头遗址就有20余种。其中有些与甲骨文相似，有些与现代汉字的结构相同，应该视其为文字，只是我们暂时还没能破译而已。
我国的先秦史籍表明，很多史料引自《夏书》，这就是说，夏代不但有文字，而且已经有了以文字记录的典章书籍。《左传》转引《夏书》记述，在仲康时期，当时方宿位置上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惊恐万状，击鼓奔走，以为发生了天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从而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人们就已经将天象观测列为国家的政务，像祭祀活动样重要，并设置司天的官职从事这项工作。
史书记载，羲氏与和氏两家族自尧、舜以来，世代执掌天地四时之官，观察天文、地理，制定历法和时令节气，用于农业生产。但是，夏代自太康以后，因为帝王自己不问朝政，四处游玩，于是上行下效致使许多官员严重失职。这一时期的羲氏、和氏两家族也乘机在私邑里酗酒玩乐，荒废其职，以致历法混乱，过差失度。正是缘于此，仲康时期发生的那次日蚀，没有被提早预测出来，因而造成全国上下一片恐慌。
但是，这次玩忽职守也遭到严惩，使他们丢掉了性命。据《太平御览》卷七载：“禹时钩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焕如连璧。’”这种特殊的天象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逐渐相聚在很近的距离内，或如耀眼的珠宝，或如明亮的拱璧，壮观异常。古代统治者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因此将“五星聚合”看作祥瑞之兆，借机大肆渲染。并把它的行度、动态、灾变与社会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作为警示。
1996年，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禹时五星聚”的天文推算工程，被交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负责，试图推算出这次天象的年代，用以佐证夏纪年。科学家们应用美国APC软件公司开发的最新电子技术，围绕着夏初纪年前后一二百年的范围内进行搜索，结果发现在公元前1953年2月，果然发生过一次五星聚合的天象。
电子计算机显示，从该年的2月中旬起，每天黎明前，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辉煌耀眼，撼人心扉。这种奇特的天象延续了近一个月，尤其到了2月26日午夜，五大行星几乎聚合在一起，发出银色的光辉。据此天文学家断言：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难得的一次“纬合宿”，即五星聚合现象。当初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嘉瑞贞祥”，暗示帝王兴起，将要建立新的王朝了。
现代研究证明，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绝大多数是出自实际观测，应该基本上是可靠的，但也不排除出于其他的政治目的，而被统治者篡改或加以附会的可能。因此，以“禹时五星聚”而推算出来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为估定夏纪年的一个参考数据，而不能将其作为确切纪年。制定历法在夏代已经开始，我国现今保存在《大戴礼记》的《夏小正》，是最早的一部夏历。
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的内容，据现代学者考证，是夏朝的历法和百姓一年中的生活状况，而传文则是战国至秦汉间学者的注文。夏代主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为了农时的需要，夏人已经学会了观察天象，掌握气候的变化，并用干支纪日法编写了《夏小正》。它是一部月令历书，详细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的物候和农事活动规律，以及星宿的出没，候鸟的往来，草木的荣萎和虫禽的鸣蛰等。
根据经验，夏历中规定了每月农事活动的大致安排。如正月万物复苏，蛰虫开始出土，大雁往北方，柳树长出新芽，农夫开始打理田地。三月：大地更新，桑树发芽，杨树抽枝，斑鸠鸣叫，开始养蚕。七月：芦苇开花，池中长出浮萍，雨季来临。八月：果满枝，瓜满园，已到收获的季节。九月：大雁南飞，各种动物开始入穴，准备过冬。
十月：捕捉野兽的时节到了，乌鸦忽高忽低地飞翔，夜变长了。十一月：商旅不行，万物不通，国王开始进行狩猎，他们拿出精良的弓箭，麋鹿纷纷坠落于弓箭下。这些无疑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大自然季节变化的总结，是为了适应农时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这部历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十分深远。
传说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有所不同：“夏正建寅，股正建丑，周正建子”，即夏代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商代则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二个月，周代又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的当月。而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这三种历法中，夏历更符合人民的生活规律，也便于农田管理，因此几千年来一直被使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