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
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
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青铜器：《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视手工生产业。夏朝一代成功地将中原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细石器、骨角器、蚌（bàng）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逐渐被陶器、漆器、玉器、绿松石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取代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记载一致。铜器种类繁多，有戈、刀、锛（bēn）、凿、锥、鱼钩等多种青铜工具和武器。此外还发现如木炭、红铜渣、陶范片、坩（gān）埚片等青铜制造的痕迹。
漆器：相传尧舜时期已经使用漆器，夏禹时作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远古时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广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现代发掘出的器件较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从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钵、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种。
玉器：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当的水平，《左传》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公伯禽时，赐予传世宝玉，“夏后氏之璜（huáng）。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guī）、玉琮、玉板、玉钺（yuè）等多种。这些玉器用于礼仪形式的装饰物品，并非实用工具。
纺织：夏代新石器时期，纺织业有了进步，出现了原始的织布机，纺织原料在社会下层多为葛、麻，社会上层多用毛、革，当时已经有了染衣的习惯。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使用丝绸的考古证据，但在更早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zhǔ）文化等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再结合《夏小正》的记载，“三月，……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妾、子始蚕。”，夏人使用过丝织品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