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指示各地党部“切实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
进入1929年后，日本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中美两国是日货的主要倾销市场，而美国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购买力锐减，中国市场又因受抵制日货的风潮影响，以致工厂关闭、失业剧增，社会动荡，日本政府曾考虑海外移民，但因受到西方抵制而不了了之。
经济不景气，予好战分子和极端分子以采取激烈行动的藉口，主战派利用世界资源分配不公及“有”资源国家加紧排斥日货的事实为鼓动，开始筹划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他们认为占领中国东北是天经地义的。
主战派的逻辑是，如果日俄战争日本战败，东北势必将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日本战胜了，东北自然应该归他们所有，因此他们认为满洲并非从中国人手中攫夺，而是从苏俄手中拿到的。他们更进一步认为：日俄战争后，满洲重归中国版图，实为国际间的嫉妒和中国的外交阴谋所致，事后中国非但不与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在满洲的发展，而且更重申中国的主权。
东三省(满洲)的重要性对于双方而言彼此都很清楚，东北的农业在中国居最重要地位。同时，中国对日本人的态度一向轻视，以致千百年来日本人一直未曾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过去若干世纪，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把日本人视为“侏儒”，认为它人少、地小、文化低。甲午之战的失败，才使中国人感到震荡，于是又把失败当作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三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这就构成了中日两国间随时都会发生冲突的心理基础。以致“九一八”事变传出后，中国各大城市很快出现强烈的反日运动。
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是抵制日货的民间经济活动。上海是亚洲第一大城市、中国经济重地，也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商业利益中心，同时又是首都南京的门户，南京政府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还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
受“九一八”事变影响，上海的学生、工人和群众集会示威，抵制日货，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并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实施委员会”，从抵制日货上升为对日经济绝交，并组织抗日义勇军，扩大民众参与。
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起因是1931年7月在中国东北爆发“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日本人支持的排华事件。9月22日，“对日经济绝交实施委员会”更把“反日”改为“抗日”，还明确制定了严格的对日经济绝交办法：
一.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
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
三.不乘日本轮船，不用日本轮船载货;
四.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拒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办;
五.不为日本人工作;
六.不雇用日本人;
七.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
八.不接待日本人。
“对日经济绝交实施委员会”还规定了惩戒办法，违背者将遭受没收货物、公开警告、没收财产全部或部分、游街示众、穿标示有“卖国贼”字样的衣服示众等处罚。
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公布后，上海各行各业热烈响应，对日经济绝交运动遂如火如荼展开。随后，在学生监视员的严厉监视下，想在上海购买日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日本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有史以来“最紧张、最有效、最绵长”的一次抵制运动。
1931年，上海的人口超过了315万，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繁荣的上海吸引着各式各样的淘金者，世界上最时髦的东西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从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上可以看到，新款式的巴黎时装三个月后就会出现在上海。
上海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贸易、航运及制造业中心。1930年，从日本运到上海的棉纱共12.4万多件，除了棉纱之外，还有日本煤、日本纸、日用化学品，无穷的日本商品大量在上海倾销。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已占到它全部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
日本和上海的距离只有24小时水程，往返一次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因此很多日本人都会跑到上海这个远东最大城市来淘金。因为这次抵制运动，上海的日本商店几乎全部关闭，日本货物堆满仓库，日资工厂被迫停工或减产，90%工厂关门。航运业损失更严重，货运、客运都大为减少。
日本人经营的长江航运、津沪航运、大连至上海的航运大部分停驶。上海的日本商业几乎完全停顿。事变之前，上海每个月进口的日货平均约3万吨：一个月内，这个数字直线下降为3百吨，减少了99%。这些活动不但把对日经济绝交推向高潮，更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心，进一步凝聚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反日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秩序已经重组，殖民化时代早已结束，新的经济模式正在崛起，全球的分工合作正在形成，故大国博弈当随时代，与时俱进。加强合作，增进对话，发展双赢才是兴国富民的路径所在，抵制、设卡、排挤的老套路，只会是缘木求鱼，砸毁同胞财产更不是爱国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