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13亿余元国币；认购救国公债、国防公债等11亿元国币；捐献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
他们客居四海，却有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牵挂；他们处境艰难，却义无反顾地与同胞共担国难；他们远离战火的中央，却大义凛然地回到烽烟四起的故园。他们是中华的游子，在祖国最危险的时刻，他们没有缺席，而且站在了前列，发出了最耀眼的爱国光辉。
“听到了祖国为独立解放战斗的怒吼，沸腾在心头上的热血，几乎喷射了出来！”——1938年2月3日《新华日报》载《菲岛侨胞热烈进行救亡运动》。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据东三省；翌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进犯上海；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攫取察哈尔和平津大部主权。
“侨等北望中原，忧心如捣，悲愤之余，誓死力争，以为政府后盾。”“望坚持抗战到底，海外侨胞誓为后盾！”“亡国之危机一日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封封从世界各地发回祖国的抗日声援电文资料。
《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主要作者、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小坚说，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就已兴起，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以高度的爱国觉悟和深切的民族责任感，实现了华侨社团的初步联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战从此开始。“抗战则生，妥协则亡”，“值此存亡绝续之生死关头”，“凡炎黄的子孙，当奋勇共赴国难”，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迸发出更强大的爱国激情。黄小坚说，作为推动中国走向全面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华侨迅速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建立和壮大抗日救国组织，呈现出“华侨抗日大团结”的大好趋势。
国内战事始终牵动着海外的中华游子，他们想方设法获取来自祖国的消息。多年从事华侨抗战史研究的黄小坚举了一个例子：缅甸仰光的华侨当时争相抢购无线电收音机，甚至一度使经销公司存货告罄；而美洲的华侨由于无法直接收听祖国的广播，就天天聚集在报馆门外观看国内专电，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在陈嘉庚、司徒美堂、蚁光炎、庄西言、李清泉、邝炳舜等一批爱国华侨领袖的领导和号召下，林林总总的抗日团体迅猛发展，更形巩固、集中。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全球共有各类华侨社团3900余个，其中专事抗日工作的救国团体达900余个，其他类型的社团也大抵以抗日救国为职志。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如此众多的华侨社团构成了遍布海外侨社的庞大网络，凝聚起千百万华侨，在海外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救国大军，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黄小坚说。
“前线健儿的责任是长期抗战，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是长期助赈。……抗日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劝募长期月捐宣言》。
“先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呀！太太，买枝爱国花，光荣花，买花救国救家乡呀！”一位老华侨在纪念抗战的文章中，回忆起当年义卖队走街串巷时高唱的歌曲。
“演出结束前，主持人在台上说：‘国内同胞正在日寇铁蹄下受苦，水深火热，希望大家热心捐助。’话音刚落，观众们当场摘下金戒指、项链、玉饰，就往台上抛。”对于60多年前的一场场募捐晚会，75岁的印尼归侨夏之秋仍是记忆犹新。
“一路上岗哨林立，现在想来还是那么惊心动魄！”爱国侨领庄希泉之子庄炎林回忆起与父亲一同变卖家产、支援抗日游击队的往事，“我们靠两条腿从桂林走到柳州，辗转经广州湾抵达澳门。潜回香港后运出二三十箱家当，又偷渡过日军封锁线，变卖之后全部捐给了中共广西省委。”
寻访中，几乎每一位亲历了抗战的老华侨都会讲到侨胞们倾力捐输抗战的点滴事迹。黄小坚说，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的援战和赈灾捐献数量之巨，实在难以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经济上捐输抗战，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海外侨胞对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集中体现。
黄小坚介绍说，战时华侨在财力上直接捐助祖国政府抗战，主要是从捐款、购债、侨汇等几方面进行的。为了源源不断地向祖国捐输战费，侨界普遍实行了逐月义捐一定数额款项的办法。当国内新发生某种灾害或急需何种捐助时，各地侨胞还会发起各种专项捐献，如航空捐、救灾捐、寒意捐等，种类极多。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离休研究员、印尼归侨蔡仁龙回忆说，1938年10月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全体华侨团结抗日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敌爱国”，华侨华人捐款捐物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比如话剧、球赛等的“表演捐”，比如货物、药品等“物捐”和学生卖花筹款活动等。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大约千万，20%侨居在欧洲、北美等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80%侨居在南洋，他们多数是劳工，少数为小商小贩，极少数是实业家，总体上的经济条件虽较国内人民优裕些，但也并不富足。然而，当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侨胞们迸发出了持续高涨的救国热情。他们倡行“结婚献金”、“丧葬献金”、“做寿献金”、“生子献金”，把节省下来的资财用以捐助抗战。他们发起“一碗饭、一元钱”募捐活动，倡议每人每天节食一碗饭，将所省费用捐献给受难的祖国。
黄小坚说，涓滴之水可以汇成巨流，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幼妇孺竟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5岁侨童李锦麟用英语演讲宣传抗日，筹募到了5万元国币巨款；女侨胞叶莲英拍卖了自己半生积蓄，捐出了所得3万元国币，并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除了倾囊捐款、毁家纾难外，侨胞们还积极购买祖国公债，1937年－1942年购债额竟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且最终大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此外，华侨汇寄回国的家族赡养费总额达95.74亿元国币，成为祖国稳定可靠的外汇来源，在补充抗战军费的巨额消耗以及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亲爱的妈，……我竟然离开了您，投入了祖国的怀抱，……恳请您不要伤心，不要流泪，要高兴，要为您有一个孩子能够回国效力、杀敌救亡而高兴。”——1939年，仅15岁的缅甸华侨颜生写给母亲的信。
“我老矣，恨不能效命疆场……除尽力捐输国币1500元聊尽责任外，尚望吾儿置父母身家于度外，服从长官命令，身先伙伴，踏上火线，努力扫荡奴氛，……收复失地，雪净国耻。”这是一封1938年前后从菲律宾纳卯寄回中国的家书，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研究史料中类似的信件不止一封。
1938年，21岁的廖冰离开马来亚，只身回国，奔赴延安。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又唱起了那首《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尽管因为年迈发音不太清晰，但她眼光中仍流泻出一种沉郁、悲壮、豪迈的气概。
在全面抗战打响之后，许多同廖冰一样的华侨青年，激于民族义愤，毅然远涉重洋返回国内，走上了抗击侵略者的第一线。“归国华侨踊跃支前、英勇抗战的壮举，不仅为海外华侨树立了忠贞爱国的楷模，也予国内抗日军民以莫大的鼓舞和鞭策。”黄小坚在谈到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贡献时说。
1939年，抗日战事频发，中国多处沿海口岸和对外通道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当时，起自昆明终至缅甸腊戌、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对外通道。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下、由3200余名散居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志愿者组成“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了前往中国西南大后方运输战略物资的任务。
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老机工杨葆华回忆说：“我先从新加坡到仰光，然后乘火车到缅甸腊戌，入畹町，经龙陵、芒市、保山、下关，一路到了昆明。”他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欢送会上对大家说，没打赢日本，就不要回来。“事实上，在来到昆明之后，我们很多人就从来没有打算再回去。”
史料中有几个数字：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前，运输车辆约计3000余辆，由南侨机工驾驶超过三分之一；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输入军事物资超过300吨；3200余人的南侨机工，有三分之一战死、病亡或失踪。
回到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祖国，带着杀敌报国之志的归国华侨还直接参加了与日寇的殊死战斗，涌现出无数舍身忘死、英勇无畏的爱国志士。他们的血洒在了大江南北，无论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正面战场的空中疆场，都留下了一个个华侨英雄的动人故事。
1940年4月，日军对晋绥边区进行第9次“扫荡”。在一场突围战斗中，一位名叫李林的八路军女指挥员身负重伤，仍顽强抵抗，在剩下最后一发子弹时，她将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位女英雄就是一位印尼归侨，牺牲时年仅25岁。
她的丈夫屈健感慨地说：“她，是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人。一次突袭鬼子的战斗中，听见机枪响了，大家说：‘李林杀出去了’。”
1939年12月27日，从美国华侨航校毕业回国服役已7年的陈瑞钿参加了南宁空战。广东航空联谊会办公室副主任何慧莲讲述了那场战斗：陈瑞钿和战友与日军一个中队遭遇，搏杀中击落敌机3架。陈瑞钿座机油箱被敌机击中，他带火跳伞，全身大面积烧伤。这位“中华战鹰”在抗战中单独击落敌机6架，合力击落敌机5架，作战中跳伞生还3次。
据了解，抗战前夕及战时，华侨飞行员陆续回国效力，仅从美国回国的就有200人之多，这个数字在当时只有几百架飞机的中国空军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广东省航空纪念碑的碑志上镌刻着255名航空英烈的名字，其中有79名是华侨，抗日阵亡人员有23人。
六十载岁月悠悠，那场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但记忆不会被淡忘，功勋不会被磨灭。在参观完《伟大胜利》主题展后，来自新加坡的华侨林汉龙在留言本上写道：“前辈华侨都以能参与抗日战争而骄傲！”来自印尼的华侨潘汉东说：“国家富强是海外华侨的坚强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