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当时的这种不安定状况造成了许多麻烦。在西安，人们对共产党仍然是相当不信任，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8月，八路军已经被中央政府正式改编，不久在陕西省会成立了办事处。但是，直到9月下旬蒋介石将军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才得到官方的承认。我是在这之前到达西安的，此时正是西安地方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敌视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所有活动的时期。
为摆脱专门跟踪我的便衣(这家伙真是越来越叫人讨厌了)，我从饭店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是一个现代建筑，它有巨大的防弹地下室。房子主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白发老者，一眼看去，他就象国民党高级官员。他的名字叫林伯渠。他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一个孙中山党的早期成员。林伯渠接受的是文官的训练，1927年同国民党决裂之后，林伯渠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有误，林于1921年入党)，许多年来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官员。他和蔼亲切，表情庄重，使得他在一些外交场合成为一名促进政治团结的卓越的外交使节。
1937年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全部都反映到林同志的办公室里。八路军(不管报纸怎么说他们是“前共产主义分子”)仍然是共产党的军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控制，由国民政府实行军事领导的。这样，在墙壁上，列宁和斯大林的像占据突出的位置，墙上还挂着一张巨幅蒋介石的画像，像的一侧贴着朱德的黑白画像。??这两位在近十年里一直相互征杀的总司令的像并排挂在一起，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对面墙上，是莫测高深的人物毛泽东的画像，他是中华苏维埃前任主席，他机敏地眯着双眼平静地注视着前方。在所有画像的上面，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可靠的政治溶剂、所有的团体和党派都景仰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统一战线正取得进展，”林伯渠告诉我说，“如今只是某些旧式官员不愿同我们合作。军队开赴山西前线后，所到之处，老百姓无不热情欢迎。”
他给我讲了八路军组建工作的一些细节。卢沟桥事件刚一爆发，红军立即开始准备这场新的大战。在那时共产党的军队由三部分组成：即国内战争时期红军的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每个方面军过去都习惯于独立行动。
事实上，到了1936年底，红军在完成了长征“大会师”的时候，才第一次于西北合兵一处。除了由朱德统帅的主要军事机构以外，每个方面军都有它自己的参谋部。
当正式批准书即将从南京下达时，三个新的正规师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在原有的“前线部队”的基础上，组成了“第十八集团军”，用现在更流行的说法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很自然地，中国红军前总司令朱德在新的集团军中仍保持其统帅地位。彭德怀，这个著名的、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红军领袖，在江西、湖南以及在长征中与朱德长期紧密合作的人物，现在担任副总司令。新任师一级领导基本保持原红军指挥部的班子。林彪，这位红色军事学院年轻的校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著名的“短促突击”的创造者，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之一，出任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在所有师中，他们这个师也许是最有经验的。它包括原第一方面军的核心力量，在1927年后，原第一方面军是由朱德和毛泽东出色地指挥的，后来由林彪亲自指挥，战功显赫。
一二O师，主要由来自湖南的第二方面军组成，依旧在令人敬畏的贺龙领导之下，肖克为他的副手。这个班子的搭配代表了非正统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贺龙即使在这支机动性最强的中国军队里，仍然以闪电般的出击和撤回原地而著称。一二九师由四川的原第四方面军和一些最近新增加的部队组成。这个师由最年轻有为的将领刘伯承指挥，并由有经验和才干的徐向前协助。而刘伯承是最杰出的、较年轻的指挥员之一。每个师在战时都有二万人的兵力。一个师辖两个旅，一个旅辖两个团。
这些就是朱德为渡过黄河在北方加强抗战所准备的军事力量。但是一直拖延到8月底，南京方面才下达进军的命令。
同时，蒋介石命令他的新任指挥官去山西，在“第二战区”同省长阎锡山指挥的部队合作。这种拖延是非常不幸的，假使那年8月这些有经验的游击部队就进入了晋北山区的话，很可能会严重地妨碍日军的进犯。
现在已经到了9月，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同，并开始由北面和东北面向山西推进。就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的两个师(一一五师和一二O师)终于到达了战区，第一次面对面地同侵略者对阵。“现在，”林伯渠愉快地告诉我，“我们可望随时听到首次交战的消息。”
我实际上在西安住了近一个星期，因为雨又下了三天，不可能有开往北边去的汽车。办事处里除了日常工作人员外，此时还挤着五十来个想去延安，到新建立的“抗大”去读书的学生。自从西北的大门敞开后，成千上万有政治头脑的中国青年，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涌向了这个荒凉的北部省份，大大超过了延安贫乏的资源所能够接受的数字;因此就制定一个淘汰制度，通过死板的初试实际上把一些最有希望的候选人给淘汰了。这些年轻人是参加“决赛”的选手。他们将在再往北边“特区”边界上的一个小村镇里通过最后的考试。此刻，在等待考试的日子里，多数人都在认真地读列宁的著作。
一天晚上(9月25日，星期六)，我同一位独臂的三十岁的长征老兵打完网球归来，忽然碰到一个从司令部来的小鬼。
他欣喜若狂，小小脸蛋涨得通红。“大胜仗!大胜仗!”他高声喊着。他的叙述有点语无伦次。这时，我们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朱德发布的消息：日本已经在山西北部被击败了。“三千人被歼！”小鬼美滋滋地重复着。
“那肯定是林彪的部队，”独臂的蔡同志十分满意地说，“快走!”他开始小跑着穿过泥泞的院子。
在办事处里，一大群人喜气洋洋围在公告牌周围。细节 并不多：一支敌军在平型关附近遭到伏击，并被彻底打垮了。
平型关是山西东北部境内的较小的关口之一，就在长城脚下。
中国部队已经占据了这个关口。这个消息如果确实，那必定是很有意思的：这意味着在两个月的战争中，日本遭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失败。对此，在院子里狂奔的那些小鬼是毫不怀疑的。“他们的”红军和日本人接上了火，并打败了敌人。
他们始终认为红军是会打胜仗的。
在1937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的平型关战役，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而不仅仅限于八路军和日军的第一次战斗这一点上。同时，对于在北方的其它中国部队来说，也是战术上的一堂直观教学课。
过去，红军总是用“被动”无益的“简单防御”的战略来对付处于优势的敌人。而他们认为除了尽可能久地守住关键地段外，这场战争主要是一场运动战。对运动中的敌人的侧翼或背后发起突然袭击，就能够相应地抵消他们在技术装备上所处的劣势，发挥中国军队打近战的特长，与日军的步兵展开白刃战。
阵地战或长线作战，对于日军是有利的;而中国军队作为防御者，可以选择地形，其部队的轻型装备所具有的主动灵活的优势性就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在平型关，他们找到了理想的作战区域。敌人是相当强大的第五师团，在板垣将军(后来在近卫内阁里出任陆相)的指挥下，是日本的一支王牌正规部队。这个师团在日军攻占南口关之后到达了察哈尔，然后信心十足地开进山西，没有遭遇到士气低落的阎锡山部队的任何抵抗。
高桂滋将军率领的一部份部队阻断了日军的主要进军路线，八路军的两个旅悄悄地包抄到日军的后部，然后给板垣的队伍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日军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联系已被切断，因此，仍然沿着公路急忙往上调援兵，结果这些援兵遭到了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人的截击。中国部队把他们诱到一个狭窄的山谷，然后从近处以一阵密集的手榴弹消灭了他们。在消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之后，中国人将其主力调转头来扑向关口内的敌人阵地。在这次山地运动战中，日本的大炮及机械化装备毫无用武之地。板垣的指挥部被捣毁，关口全被占领。日军溃不成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以及所有的运输工具与给养。
当然，这并不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而且任何一个日本指挥官，在这样一种灾难性的经历后，不会再如此冒失地进入山地了。平型关战役在这阶段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它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策略的正确，它激发了山西的中国人新的抗战热情。同时，它也使得日本人更好地了解了他们遭遇的是什么样的部队。随着积极的、进攻性的战术的发展，中国的抗战有了新的起色，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受到了鼓舞，士气空前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