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是“事变”还是“战争”

　　一、“九一八事变”的由来

　　1. “九一八事变” 是最先由日本国政府提出的。

　　1931年9月19日，日本驻国际联盟的代表芳泽谦吉发表声明说：请国联不必重视此“地方事件”[1]。他们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行动，都叫做“事变”，诸如“上海128事变”、“华北事变”、“77事变”、“813事变”等，甚至把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至今仍叫做“支那事变”。

　　从1931年9月18日至今的74年中，日本历代内阁一直顽固地坚持称它为“事变”，是有其扩张侵略的阴谋目的，本质是违反战争法规的战争罪行，也是一以贯之的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手段。对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有明确的宣判。首先，其称“事变”是否认侵略罪责。“从‘918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见《判决书》第479页)其次其称“事变”是蔑视战争法规。“日本政府和陆海军，虽然组成了完全的战时态势，但依旧把中日战争作为‘事变’来处理，并借此而蔑视了战争法规。”(见《判决书》第483页)第三，其称“事变”是不撤兵的借口。“国际联盟在1931年12月10日的决议中决定设立李顿委员会并命令作事实上的停战。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当接受这个决议时，曾声明说，他是在下列了解下接受这个决议的，就是说这个决议不得妨碍日军在满洲对‘土匪’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日本军部根据对决议的这项保留就继续对中国军队采取敌对行为。日本军部主张说：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的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为了消灭在满洲的‘土匪’，所以开始了无情的作战。”(见《判决书》第482页)第四，其称“事变”是虐待战俘的根据。“日本政府不承认这次‘事变’为战争，并主张对于这种战争不能适用战争法规，而被俘获的中国人也不能享有俘虏的身份及权利的资格。”(见《判决书》第605页)第五，其称“事变”是扩张侵略的一贯手法。“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都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所实行的所谓‘膺惩’战争，即自1937年在芦沟桥所爆发的敌对行为。日本将中日战争作为‘事变’处理的这一方针，一直没有改变过。” (见《判决书》第483页)日本右翼势力秉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至今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历史判决，坚持把战争称为“事变”，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有意识试图掩盖、否认、逃避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一脉相承。

　　2. 英美等国默认了日本政府的“地方事件”的说法。

　　当时的英美国家处于冷战思维，没有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相情愿希望日本的战火烧向苏联，采取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默认了日本政府的“地方事件”的说法。

　　3. 国民党政府沿用日本政府的“事变”提法。

　　当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依靠公理诉诸国联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基本“国策”，不能认识和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本质，未能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抗战，也沿用日本政府的“事变”提法。同时也是追随英美，直至1942年美国对日宣战后，才正式宣布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4. 中国共产党维护国民政府抗战的统一领导，也沿用了“事变”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战争一开始，就发布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独立坚决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是后来为了全国、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大局，维护国民政府抗战的统一领导，也沿用了“事变”的提法。学术界多数也如此称谓至今。

　　二、九一八是战争的根据

　　1985年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刘贵田等，先后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披露多年对史实研究的结论，认为：“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把918说成是“事变”，本是鬼子话、协和语，是殖民文化的烙印。甚至，日本内阁为了避嫌战争，把中国军队说成是“土匪”，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阴谋。

　　我们认为，918是战争不是“事变”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918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后，就发表声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并领导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实施抗击日寇的武装战争。如中共满洲省委1931年9月19日发表声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1931年9月25日联名发表坚决主张抗日的文告;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苏维埃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毛泽东传》523页)明确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9.18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

　　其次，国际军事法庭有法定结论。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侵华战犯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我们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在“中日战争及其阶段”一节中指出：“日本指导者虚伪地称为‘中国事变’或‘中国事件’的对华战争，由1931年9月18日夜间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投降时告终。” (见《判决书》第605页)判决书揭露了日本称“事变”的虚伪性，明确了918是侵略战争的性质。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曾经明确指出918的性质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1931年就开始了。”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时说：“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并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有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918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不是地方事件、两国纠纷的“事变”，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也应该“正名”，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一样，改称“九一八战争”，还历史的本来真实面目。

　　三、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的历史现实意义

　　为什么“918事变”称谓沿用至今？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通过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多年来一直呼吁应当改“事变”为战争。2001年全国政协会议交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理此三项提案的答复是：“此事事关重大，事关全局……应该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充分讨论，待有了结论后，再报中央审定。”李长春同志在《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用史实说话，任何历史结论，都要以翔实准确的具体史料为依据，任何历史判断，都要从深入细致的史实分析中得出，防止主观臆断。”

　　因此，应当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918是战争还是“事变”，做出科学正确的结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是史学界肩负的历史责任。首先，正本清源，使被日本军国主义有意歪曲事实还回历史本来面目。笔者跟党史和近代史的部分研究员讨论过史称“九一八事变”的根据，都称史学上是习惯沿用了当时的提法(日本国提出的)。近日日本报刊揭露：天皇政府“……决定把其称作‘满洲事变’。之所以称作‘事变’，是因为国际联盟的禁止以战争解决国际冲突，说‘这不是战争’是为了规避国际上的批评。”。[6]足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正本清源，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势在必行。其次，拨乱反正，是反击日益猖獗的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维护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需要。74年来，日本一方面对侵华暴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不赔偿民间受害损失;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大张旗鼓地歌颂战犯，为其侵华暴行歌功颂德，再三地修改历史教科书达105处之多，说什么侵华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才“进出”中国，是“自卫战争”，疯狂叫嚣“国土是用刺刀来划分的”，“蒙满是日本的生命线”，公然翻国际军事法庭的案，鼓噪再战舆论。改“事变”为战争，可以彻底消除这一殖民文化的烙印。改变日本军国主义顽固地坚持叫“事变”，把中国军队称作“土匪”的错误。为“918”正名，把“918事变”的称谓改为918战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需要，是与日本极右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需要，是防止借口通过战争解决国际冲突的历史悲剧重演的需要。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防止主观臆断，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历史，是史学界实现“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责任。我们希望与各部门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讨论，愿意听到应当称为“九一八事变”的合理科学的根据和意见，经过充分讨论达到共识，共同把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工作搞好。

　　参考文献：

　　1. 刘华庭：《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第28页。(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

　　2.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51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3.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54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4.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293页

　　5.毛泽东：《对日战争宣言》，《红色中华》报1932年4月15日

　　6. 日本《赤旗报》2005年9月18日社论：“谎言是战争的开始”，《参考消息》2005年9月1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