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物。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中，他先后担任了红1军9师参谋、红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务，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在其革命生涯中，以“足智多谋”和“骁勇善战”而闻名于世，但他却总是谦虚地称自己：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少年英雄。耿飚于1909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户贫穷农民家里，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22年，13岁的耿飚以放哨员和联络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到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水口山工人罢工运动中。他不怕牺牲，智勇双全，带领几百名童工直面矿警队的枪口，使得官僚资本家妄想破坏罢工斗争的企图破产。1926年，随着湖南工农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的一员，耿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勇敢地完成了从敌人兵工厂秘密接运枪支的任务。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耿飚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醴陵组建农民赤卫队并参与攻打长沙等军事行动。在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时坚持斗争，在浏阳找到党组织，并在浏(阳)醴(陵)县委领导下的游击队担任队长一职。1928年，耿飚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
足智多谋，骁勇善战。1930年，工人出身且有文化的耿飚被组织安排到红1军团第3军第9师做情报参谋。在此期间，通过收集国民党军队的新闻报纸，掌握蒋介石军队的调动情况以及军事训令等内容，做好敌方情报搜集的工作。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打响之际，第26团在进攻过程中受阻，耿飚在得到师长徐彦刚同意后，抄起马刀，单枪匹马去查看遇到的问题，迅速摸清了敌军的火力。他带领跟进的突击排在敌军侧面打开了突破口，最终使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从各个方向会合，实现了我方的“扎口袋”战术，成功抓获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几个月后耿飚被提拔为师参谋长。1931年，耿飚被任命为红9师作战科长，负责组织第一期教导队，从军事、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入手，对红9师游击队员骨干进行正规训练，从而实现“首先完成老百姓到军人的过渡”的目标。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师长让耿飚带上特务连学习搭桥，他刻苦自学《工程学》，边学边练，反复多次进行实践，使特务连的架桥技术不断提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此外，他还采取“拖牛”战术，以强行军、急行军和敌人周旋，并在敌人间进行闪电式穿插和迂回，仅用3万人的兵力将30万敌军拖垮，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战火的洗礼，耿飚逐渐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的红军将领。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战况激烈，作为战略制高点的黄柏岭仍在敌军手中。在进行战术讨论时，李聚奎提议采用正面调虎离山，从侧面进行后背袭击的战术，他们两人立下一个小时内完成任务的军令状。耿飚和李聚奎分别带27团和26团从左右沿山脊进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黄柏岭攻坚任务。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反“围剿”，耿飚带领两个连在敌军猛烈的炮火袭击下坚守，为其他部队成功转入二线防御地带做掩护。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伤，子弹穿过他的膝盖，但伤口刚缝合，就又回到前线，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提出打一场运动战而不是堡垒战的想法。
1934年，担任红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飚不顾个人安危，拖着得了疟疾的重病之躯，用自学的架桥技术，强渡潇水袭击道州，突破乌江打通道路，带领红四军团踏上二万五千里征程。红四团作为长征开路先锋到达粤北。敌军占领乐昌并进行重点布防，之后朝九峰山开进，上级下令让红四团不惜一切代价上九峰山。红四团在暴风雨的夜色中不断向九峰山挺进，并在暴雨中将比红四团早一点上山、还立足未稳的敌军赶下去，之后红四团加紧对阵地的防线巩固，进行九峰山大阻击，成功掩护红九军团和中央、军委安全通过粤汉线。他所率领的红四军团打了许多硬仗、巧仗、险仗和恶仗，突破了敌军的四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其中最惨烈的一战是横渡湘江，红四军团通过火拼、肉搏等多种战斗形式顶住了敌军15个团的火力，“血染湘江”。
1935年1月，耿飚在红四团接到强渡乌江的重任后，进行详细部署。首先派出侦察兵将对岸敌军兵力部署、江水等情况进行侦察，之后用制作的竹筏进行强渡。但是敌军的反扑火力太猛，于是耿飚决定造竹排，将竹排连接形成浮桥，同时又下令陈光做火力支援，接应部队渡江。耿飚带领红四团进入黔北重镇遵义，在娄山关附近的板桥镇进行实地侦察与走访调查。由于正面进攻代价大，侧面进攻又无路，在得知后山有一条险路可以直达山顶后，耿飚带队乘胜智取娄山关。之后，耿飚被调到红一师师部担任师参谋长，渡江越山到陕北，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又投入新的战斗中去。
耿飚之问：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情怀。1941年，耿飚在陕甘宁陇东任129师385旅副旅长，其驻扎在此的部队中一名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对其实施枪决。但是，老百姓却都为这名战士求情，无论如何劝说都不肯离去，尤其是受害者的父母跪下为这名战士求情，当时整个操场上的老百姓全都跟着跪了下来，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请求饶了这名战士，让其将功补过。耿飚向老百姓解释说，共产党军队有严明的纪律。可是，不答应，老百姓就不起来。最后，耿飚只能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1991年，退休后心里始终装着根据地老百姓的耿飚，重返当年驻扎部队的甘肃庆阳。一天晚饭后，突然听到驻地外有吵闹的声音，一打听，才知道是当地老百姓来告状的，诉说对当地少数领导干部的不满。离开庆阳那天，耿飚接见了县里的主要领导，跟大家讲述了这段50年前的革命往事。故事讲完后，耿飚面色凝重，高声发问：“现在，我要问问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耿飚之问”，源自他心底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人民群众的热爱，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