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八年，烽火连天。
彼时，炮弹、牺牲，中国大学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彼时，抗争、迁徙，中国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
抗战八年，当时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演绎着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壮举，表现出了摧不垮的大学风骨。
完整
中央大学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自强
武汉大学
将士效命疆场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藏书
厦门大学
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扎根
中山大学
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高峰
西南联大
“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跋涉
西北联大
师生入编行军过秦岭
过渭河，越秦岭，徒步千里，长达一月，至今依然是破天荒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西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汉中。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从出发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辛的时刻到来，队伍开始翻越秦岭。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困难，雇佣的大车上行更加艰难。3月19日，大队伍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最后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最后到达目的地东河桥时，已是凌晨3时。
4月4日，队伍到达褒城之北石门。刘德润曾记载：“至此群山敛迹，汉中盆地在望，余心中余日来犹如石悬，今一日欣然若有所获，不禁感谢苍天者再！”
艰苦
抗日军政大学
为抗战而生
在国难时挺身而出，在艰苦中坚持抗战，为国家培养十多万军政干部。
抗战期间，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
这所“专为抗战而生”的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极为艰苦的办学环境。特别是挺进敌后办学后，住房、吃饭、穿衣等都成了问题。全校师生搬石垒墙、清除杂物、修整棚圈，把原来的闲房旧屋、马棚、牛羊圈修整一新，作为住处。同时，他们不但要耗费三四天时间去一二百里外的地方背粮，还要到日军仓库把老乡的粮食夺回来。为了节省衣服，男学员在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
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与日军对抗。
救亡
陕北公学
义勇向前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守护
浙江大学
西迁的另一重使命
不是简单的内迁，而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6年，国宝万无一失。
无惧
河南大学
书生亦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