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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逊虞抗暴事件始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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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冬至1943年夏,贵州境内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一是在清水江一带波及十多个县的“黔东事变”;一是在郎岱、镇宁、册亨、紫云、望谟、贞丰等县发生的“西路事变”。其中郎岱唐逊虞组织的抗暴斗争,参加的民众上万,历时半年,波及普定、镇宁、水城、织金、纳雍、关岭、晴隆等县,是“西路事变”的重点。现根据当年参与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及亲见亲闻者提供的资料以及贵州省、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署、郎岱县的有关档案材料,将事件的过程综合整理如下:

  一唐逊虞其人

  唐逊虞(又名唐云书),六技特区(原郎岱县)新场区(原黑塘区)那构塘人。生于公元1905年。少时在老家附近的老鹰窝、阿岔、木贡等寨子读了六年私塾(教书先生是西北寨子的清末秀才蔡耀卿和周老广),后唐到郎岱县城插班读高小。民国14年(1925年)春高小毕业。唐二十岁回老家,正碰上黑塘区沙厂坡人罗朝阳起事。罗自称“卫民司令”(不久,周西成委罗为“黔军游击司令”)。唐组织起几十人参加罗部,任连长。1925年4月,罗奉命率部赴赤水改编,唐亦同往。到赤水后,罗被委为黔军第三师十三团团长,唐因有文化知识,被周西成调到师部当参谋。未几,唐在赤水投考“崇武学校”(1926年迁贵阳),毕业时成绩优异,被分配在贵州省政府任护卫四连连长。1929年周西成在鸡公背战死后,唐转回老家,正碰上罗朝阳(时毛光翔委罗为第六纵队队长)奉命在郎岱、水城一带扩充人马。罗请唐去任副官,协助扩军,唐欣然就职。不久,罗派唐到贵阳采购军装,罗率部分武装前往落别扩充地盘,企图搜缴周西成部丢失在落别、扁担山一带的武器,因扣押当地士绅和落别区长,被四十八大寨的布衣族围攻于落别街上,罗被打死。唐得知此消息后,离开了第六纵队,赴国民党第十军某师任参谋。1930年起,唐又到国民党中央军陆军二师任上尉参谋。1938年,唐由陆军二师推荐考取“国民政府军训部军官外国语文训练班(第三期)”(该训练班原为培养驻外国大使馆武官,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改派国内军事单位,校址在长沙岳麓山,后迁贵州遵义),专攻俄语,结业后,于1940年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十八期)学习(校址此时在重庆歌乐山),1942年秋毕业于陆大,因学习成绩出众,被军委会分配往印度中国远征军郑洞国部任上校参谋。唐接到派令后,请假回家探亲。唐回到老家,目睹保安团欺压民众、胡作非为,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于1943年春组织起数千民众,展开了武装抗暴斗争。

  二事变的起因

  “黔西事变”,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贵州当局,借抗日之名,横征暴敛,大肆征兵抓夫,滥派军粮款项,残酷压榨民众。仅以征兵派粮为例:民国30年(1941年)贵州省当局分配郎岱征兵名额692名,全年完成637名,另完成军粮22200市石(每石110市斤),计244万斤;民国31年(1942年)征兵名额上升为984名,实际完成1140名(超156名),比上年增加79%,完成军粮31400市石,计345万斤,比上年增加45%。当时郎岱全县仅二万四千多户,适龄壮丁仅14920名,两年增兵率分别占适龄壮丁总数的4.3%、7.6%;30年度全县农民每户平均要负担军粮110市斤,31年度为150市斤。此粮名曰“配购”付给价款,但其时物价飞涨,贵州当局所核之价,仅及市价的二分之一。如民国30年征购“军粮”核价为每市石27元,而实际市价已突破50元,民众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连当时的郎岱县长涂月僧在呈文中也指出:“现军粮收购虽甚顺利,但民问仍不免有亏折太多、负担过重之感!”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在呈文中也不得不承认“战时(民众)负担綦重”!

  民国31年10月,贵州省保安处秘书周华文到郎岱接任县长后,县和联保人员趁机敲榨勒索、浮收浮派、超额硬派、贪污中饱,农民负担更繁重。仅周华文受贿的大马就有十多匹,经常养在县政府内的有数匹,他只要心血来潮,就骑马在城内大街上兜风,横冲直撞,大耍淫威。

  为了逼粮、逼款、逼夫、拉兵,贵州当局和各县县政府,还纷纷派出保安团、保警队镇压民众。保安团、保警队所到之处,奸淫妇女、敲榨勒索之事,时有发生。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匪如梳,兵如篦,保安团如剃刀剃”,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民众,早已忍无可忍。

  唐逊虞从重庆返家探亲,于民国31年秋回到老家——郎岱县黑塘区那构塘,稍事休息后,即到本县六枝区六枝街上老表周平武家拜望。唐的姑表弟付畅伦(家住黑塘区付家寨)从岩脚赶来告诉唐说:“贵州省保安第四团大队副牟开荣、中队长谢润章驻防黑塘,将我家的佃户王少清(又喊王木匠)抓去关押在黑塘,苦打成招,指说我拿枪支持他去抢人,抢得的东西放在我家。我怕被保安团捉去生命难保,就逃到岩脚躲避。听人说你到了六枝,特赶来求救。”唐考虑后,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由唐给牟开荣写信,视其态度如何,牟若肯买帐,唐亲自去会牟解决此事;第二步,若牟拒绝,一意孤行,就带上付到省城告状;第三步,如省仍不解决,就拉起人马同保安团干。唐给牟写信后,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回信,于是就通知付畅伦赴省城控告。写了多份诉状分别呈送“绥靖公署”、“云贵监察使公署”、“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政部”、“贵州省政府”、“贵州省保安处”、“郎岱县政府”等部门。唐还亲自去找贵阳警备司令惠济、参谋长罗××,又两次去找贵州省保安处长韩文焕交涉,均遭韩拒绝。唐气愤之下,转回老家,决定走第三步。此时,亲戚朋友来访不绝,纷纷诉说县、区政府和保安团、保警队欺压百姓之事,这更激起了唐的愤怒,决心组织武装抗暴。

  三事变经过

  唐逊虞陪同表弟付畅伦赴贵阳告状返回老家后,一面热情接待来访的亲友,一面就到附近寨子串联,利用民间流行的顺口溜“匪如梳,兵如篦,保安团如剃刀剃”向民众宣传,激发民众进一步对保安团的仇恨。为了深刻揭露保安团的罪恶,广泛宣传,发动民众,唐又从安顺买来油印机,印刷传单,各处散发。其弟媳察到一些迹象,想霸占他的产业(唐有几十石田),就放出口风,说唐回到家杀了不少猪,散了不少谷,要造反。风声传到驻扎岩脚的贵州省保四团杨如森大队后,引起了杨的注意。到了1943年农历正月14(1943年2月18日),唐邀集堂弟唐云龙、本家唐国斌以及亲友刘吉元、罗国发、戴少华等在木贡寨子施润民(唐的表兄)家开会,商量组织武装之事。正月15,唐写信派付应龙送到阿岔汪秀夫家借枪,因汪在岩脚,其父汪宁江就让人将信送往岩脚,哪知汪秀夫正同杨如森打麻将,信被杨看见,暴露了秘密。第二天(正月16)杨就派部下到施润民家捉人(一说唐派人到阿岔汪宁江家强借了二支枪,第二天汪就写信到岩脚告诉他的儿子汪秀夫,说唐逊虞借走了两支枪,要下岩脚闹事,叫汪秀夫快回家商量。汪秀夫当时在盐号同杨如森打麻将,信送到麻将桌边,被杨如森看到,杨就于第二天——正月16,派部下去施润民家捉人)。杨如森派部下到木贡捉人的消息,被岩脚绅士胡荣华得知,胡立即到岩脚小街上通知唐逊虞的弟弟唐云松,唐云松立马赶到木贡告诉唐。唐听后一面布置加强放哨(从正月14日开会起就在施家外面放有暗哨),一面先行撤走,留下人来观察保安团的动静。当正月16保安团进入木贡寨子时,放哨的王二泡毛见势不妙,吓得丢了枪就往回跑,保安团紧紧尾随把施家围住,抓走了施润民、唐国斌、唐云松、刘吉元、戴少华、唐云龙、罗国发等人。保安团斥令罗国发带路到一碗井去抓陈其炳,走到半路(地名倒马坎),罗挣脱捆绑的绳子逃跑未成,被押送岩脚。第三天,被捉住的人中,施润民、罗国发被送往贵阳关押,其余的人送往郎岱县城牢中。

  施润民等人被捉走后,唐就加紧串联郎、普、织、纳、水、镇、关、晴等县交界处的人。这些人有郎岱井泉联保计卯寨的陈占高,上官联保的刘云臣、周绍堂,一碗井的陈思烈、陈其炳,岩峰寨的寇少奎,黑塘白岩脚的刘子华、卢少华、卢绍周、文德明;水城比德的杨绍武以及水城属的张少衡、杨国洪;织金蚱瓦鸡场木货的周显扬;镇宁木岗冲的罗星五等人。他们这些人掌握的人枪多的有二三百,少的也有几十。到阴历三月份,唐看时机已成熟,就首先对准保安团开刀。3月12日,唐部探听到杨如森大队有两个班第二天要从水城方向开来岩脚的情报,就决定在途中一碗井伏击。13日,杨如森部的两个班行到中途黑塘时,分两路开回岩脚。当走一碗井的这个班进入干坝子时,遭到陈其炳主力的致命打击,经过数小时战斗,陈部歼敌12名,敌仅逃脱一名士兵何进,而陈其炳部付应成、付国才、刘贵生、黄凯负伤(付应成因伤重,数日后死亡)。杨如森得报后,带上部下赴一碗井报复。唐逊虞、陈其炳早已率部转移。杨令部下放火烧了陈其炳家的房子,抄掳了陈家的财物。郎岱县长周华文闻唐逊虞起事后,就率保警一分队于3月16日赶赴岩脚,与杨如森部会合。此时,唐逊虞联络的人己逐渐向岩脚一带集中,打下了黑塘区公所,活捉了区长魏学斌(因魏民愤不大,予以释放),占据了黑塘、老鹰窝、羊场一带,吓得杨如森部与周华文带的保警一分队龟缩在岩脚。周见势不妙,于3月21日率保警一分队回城,刚走到距岩脚五里许的二道水时,就遭到唐部的伏击。周华文眼看有全部被歼的危险,拼命带上两个班冲出包围圈跑回岩脚,留下一个班掩护。经过几小时激战,打掩护的这个班被当场打死2人(下士班长王德云,一等列兵伍仲文),其余的14人(包括分队长柏和先)全被包围在二道水附近戛兴寨夏迪光家石碉里,经过喊话,这14人全部缴械,后被释放。

  唐逊虞部在二道水伏击成功后,遂率三千余人围岩脚。唐将指挥部设在岩脚西三里许的羊场田作芝家。正式攻击从3月23日晨开始,陈占高自告奋勇带上一部分人去攻击保安团据守的制高点吴家大屯,被保安团击退。唐率众围攻一天后,敌人并未投降,就决定弄土炮来轰击岩脚街口桥边的栅子门,以威慑敌人。第二天,唐命汪仲渊、姚炳清(炮匠)到汪家屯去扛土炮,当汪、姚把两根大土炮扛到羊场大坡时,安顺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派出的保四团一个中队,已由团长罗湘培率领、配有五挺机枪,从挖银坑方向开进岩脚增援。唐逊虞见敌人的援兵已到,火力又强,遂下令撤围。(另一种说法:唐不愿采用攻坚战术打进岩脚,因为参与围攻的队伍中有部分是“绿林”人物,怕攻进岩脚后骚扰民众,想用围困战术迫使杨如森、周华文缴械,未能如愿。)

  唐在围攻岩脚期间,曾将郎岱县政府设在田家寨的粮仓打开,除供给部下吃外,还分济附近穷苦农民。郎岱县政府当时存放在田家寨田炽昌家仓库内的田赋军粮、公租等谷共858石2斗1升,分装一大仓一小仓,大仓全部分完,小仓分了三分之一,因保四团援兵到达,杨如森部已反扑上来,分粮人员只好仓促撤走。

  唐逊虞组织抗暴打保安团的壮举,一时传遍织、普、郎、水、关、镇各县。经唐派人联络,各县边区纷纷响应。《镇宁县志》载曰:“其时,郎岱唐逊虞叛,远近莠民数万人,扰乱及于镇、郎、关、紫、普五属,周围数百里悉罗其毒。土匪陈占高、罗星五、范纯五、周奎光等亦受伪命,揭竿起应。”

  自唐逊虞组织武装于3月13日在一碗井打保安团开始,到围攻岩脚,大大震惊了贵州当局。民国32年(1943年)3月14日,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命令贵州省保安处处长韩文焕任“西路清剿”指挥官,副处长刘鹤鸣及贵州第三、四两行政督察专员徐实圃、廖兴序兼任副指挥官。一时间郎岱县、兴仁第三行政督察区、贵州省政府、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贵州省保安处来往急电不断。3月21日,第三行政督察区秘书徐石音向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吴鼎昌发电:“据郎岱县长哿电报告,奸匪唐逊虞股纠人千余,枪约四百支,盘踞一碗井、老鹰窝一带,企图攻取岩脚,经亲率团队痛剿,匪有死伤。但兵力薄弱,后患堪虞,祈派一大队增援……”3月24日,郎岱县政府秘书谈简儒向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徐实圃发特急电报:“专员徐钧鉴(理密):周县长被围岩脚乡四昼夜,奸匪唐逊虞又纠集边区股匪杨绍武、陈占高等共约三千余人、枪二千支,自称军长,盘踞岩脚、六枝间南(田)家寨、龙场、锅厂附近。……岩脚粮仓被占,除飞调壮丁防备堵截、一面严密组织城防外,乞速派兵救援,并派一中队来城防守。”同日徐石音向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发电报:“贵阳,省府秘书长郑钧鉴:(密)望、贞、关、郎等县发生匪警后,已无机动兵力调用,未能追予扑剿,致形势日趋严重。现郎岱匪有扑城之势,关岭匪仍集结哨上一带,贞丰昨晚电讯不通,有再度失陷之危,望谟兵力有不能抽调之苦,每股均在500至1000以上。……苟魔焰申张,盲从附和必日久,后患实不堪设想……”3月25日,徐石音回郎岱电:“郎岱县政府谈秘书:密迥电悉,已电省府请拨(军队)并电安顺潘副司令就近策救外,仰即调集团壮救援防堵,并将发展情形随时报复。”3月26日,吴鼎昌给徐实圃复电:“徐专员,马电悉(密),已调保五团肖大队,保四团李大队驰赴郎岱剿办,俟该队将匪徒主力击溃后,即转移兵力于关岭应援,仰即转饬有关各县,对城郊及四乡要点,筑碉设栅,囤积粮食,组织可靠壮丁,严行戒备,自动集中力量,相机出击,以攻为防,匪徒当不难肃清。特复。遵照。”3月29日,徐实圃向吴鼎昌发电:“贵州省主席兼副主任吴(密)……(四)各县危机四伏,职直接指挥建制部队竟无一官一卒,徒藉团壮虚张声势,万难进剿大股,尤难攻坚,东扶西倒,面面告急,请调建制部队由署调用……”

  唐逊虞率众围攻岩脚后,鉴于吴鼎昌派保四团、保五团两个大队进剿,力量悬殊,就将各部分散活动:陈占高带领的一百余人、枪一百余支,活动于郎岱、织金、水城边界,于3月27日组织起上千人打进普定县城;杨绍武带领一百余人、枪一百余支,活动于水城比德一带;陈思烈带领一千余人、枪五百余支,活动于黑塘、老鹰窝、一碗井一带。唐逊虞、左焕章、杨方才、黄云舟带上二百多人退到郎水边界,打下了水城的比德乡公所,接着左、杨、黄三人带队占据了水城赵家猪场区公所,设伏缴获区公所枪十余支;打垮了水城县驻防猪场的保警分队一个班,俘掳了八、九名保警兵(后全部释放)。

  吴鼎昌有鉴于形势越来越严重,为了扑灭唐逊虞点起的抗暴烈火,予四月上旬制订了《贵州西路剿匪计划》,其中西北清剿区——郎岱、普定、织金、纳雍、水城五县指挥部设于郎岱之岩脚,配属纳雍无线电台,指挥官为保安第五团团长程奎朗,副指挥官陈启昌、王箐若(督导政务)。

  程奎朗赴岩脚后,进剿未能奏效,相反,郎、普、织、纳、关、镇边区参加抗暴的人越来越多:陈占高率领的人枪三四百,穿梭于郎普边区及郎水边区;罗星五率领的人枪二三百,穿梭于普、郎、镇三县边区;杨绍武率领的人枪六七百,穿梭于水、郎、纳边区;唐逊虞、卢绍华、卢绍周、陈其炳、陈思烈、寇少奎、文德明等率领二百余人枪,活动于水城沙地、红岩、大山、郎岱郎节坝一带;周显扬率领的人枪四百余,活动于郎、织边区;李文、张少衡、杨国洪也带有上百人枪在晴、水、郎边区活动。吴鼎昌见势不妙,又制定第二号《贵州西路清剿计划》,以荣誉第一师师长汪波为贵州西路清剿指挥官,参加的兵力有荣誉第一师全部,贵州省保安第四团、第五团,第三、四行政督察区所属各县的保警队、壮丁。仅分配郎岱县要抽调的壮丁就有六百名之多。由于保安团队声名狼藉,民众十分痛恨,很难摸清唐逊虞各部活动的准确情报。相反,他们的一举一动,常有民众向唐逊虞部报告。因此,保安团队进剿往往扑空。在此形势下,吴鼎昌十分惊慌,眼看贵州的兵力对付不了势若燎原的抗暴民众,不得不上报蒋介石,请求派兵增援。6月,蒋介石指派驻云南昆明附近的第五军九十六师驰赴贵州执行这一任务。6月12日,吴鼎昌以绥第七字第○二七○号命令,重新部署西路清剿,委派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为贵州西路清剿指挥官,清剿兵力为九十六师(欠步兵一团,工、炮各一营),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贵州省保安第四团、第五团,第三、第四行政督察区各县保警队及壮丁。此时,九十六师还在开赴贵州的途中,吴鼎昌看到九十六师即将前来参与清剿,就以“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贵州省政府”的名义,发出灰保民秩字第448号代电,订于6月15日在镇宁召开西路清乡善后会议,命令第三、第四两行政督察区的县长均应前往参加。哪知“善后会议”并不“善”,唐逊虞得知消息后,于16日率众三千余人围攻郎岱县城。之前数日,郎岱县政府已闻唐要攻城的风声,驻扎西门外魏家桥新万寿宫的安兴师管区的一个连(来郎岱接兵),慌忙撤回城内老万寿宫驻扎。县政府主任秘书谈简儒曾派科员唐大经、张启昆到西门外十多里处的沙锅寨侦察,住了一夜,未见动静,即赶回城报告。6月15日,新兴乡乡长江明儒派人送信到县政府,报告唐逊虞部已到新场(距县城约四十华里),县政府即下令郎岱镇公所派自卫队出西门巡查,镇长张石泉即派自卫分队长黄孔章带一个班到西大街执行任务。这个班在西大街巡逻到半夜,未见动静,就在班长韦恩林家(韦住西大街)打麻将。天将亮时,隔壁绅士王器之家在初中一年级读书的儿子王光益出门小便,看见有带枪的人进入大街,就立即回去告诉消息,自卫队得知后,吓得忙把麻将藏起,将枪藏在孔家房背后的包谷杆堆里,全部换上便衣,分散逃匿。唐逊虞部进入西大街未遇任何抵抗,就摸到西城门下欲喊开城门,保警兵问是何人,唐部下就大骂:“再不开城老子们就要打进来!”守城的保警兵立即鸣枪报警,县政府、镇公所就下令民众站城。一时城内城外枪声四起,互相射击。

  唐逊虞进入西大街后,将指挥部设在陈静先家,其部下全驻扎西大街,主力是杨绍武部、白成玉(晴隆堕竹人)部、卢少华部以及水城石丰箐李学龙部、黑塘岩峰寨寇少奎部。唐安顿就绪,天亮就亲往他读高小时的同学伍元奎、廖少武、孔灿文家拜望、摆谈,了解城内情况,并请转告民众,不要惊慌,他保证不会骚扰地方。之后,就组织部下攻城。因唐部使用的全是步枪,郎岱城墙又比较坚固,城内有保警兵一个中队,镇公所的一个自卫分队,特别是安兴师管区的一个连,还配有两挺轻机枪,所以攻城十分艰难,唐部攻哪一门激烈,接兵连的机枪就增援哪里,对唐部威胁很大。唐部曾组织人扛上楼梯攻北门高炮台制高点,但楼梯刚靠拢城墙立即被接兵连的机枪打断。在城内城外双方的枪战中,郎岱镇公所的自卫队击毙一人,唐部牺牲二人。这二人死得虽然英勇,但却十分麻痹,他俩都是先到西大街刘藩家买酒喝,醉后大喊“打枪去!”一个走到离城墙二三百米处的水井坡,被接兵连从城墙上开枪打死;第二个走到黎启德家门口,被城墙上的士兵开枪先打中头上戴的斗笠,他还向城上大骂:“儿喽,打准点!”骂声刚停,第二枪就把他打中了。此二人牺牲后,唐逊虞命令部下从西大街陈跃庭家(富户)抬出两口大棺材装殓,埋在西大街黑神庙内的两棵大紫荆花树下(意为“要死死在金銮殿,要埋埋在紫荆山”)。

  唐逊虞率众围城时,郎岱县政府秘书谈简儒曾打电话到镇宁,向周华文报告情况,周答复谈,坚守县城,马上派部队来。第二次谈再打电话时,线路已被唐部切断。

  唐逊虞组织围攻郎岱县城,据说,事前曾派人与郎岱县保警第二分队长包俊明(黑塘付家的女婿)联系,约包为内应,负责开城门迎接唐部进城。可是,真到了唐部围城时,包慑于接兵连的威力,未敢作内应。唐带人围城,原是为了扩大影响,由于攻城一天未下,考虑到安顺、镇宁方向定会派兵增援郎岱,于是第二天一早就下令撤围退走。先令号兵吹冲锋号,佯装要强攻县城,实际上是为了镇慑城里的兵,防止他们出城追击,以保证安全撤走。临撤前夕,唐为防止部下骚扰民众,除向各股带队人下达命令外,还派一个班执勤监督,当看到一人从张石泉家(张家住北门外五道坎)抱有四付瓷碗出来时,执勤监督人员便开枪制止,并宣布“不准准拿老百姓的东西!”因此,在唐逊虞率部围攻县城期间,没有发生一件骚扰民众之事。只是在撤走时,杨绍武部下卢绍华,原被郎岱镇自卫队长方绍成整过,卢为报仇,就把方的父亲方有才牵走,还把保长付开明(富户)也牵走。后方被拖累死,付逃回。

  唐撤走时,亲率直属队伍从牛坡方向撤回郎节坝,李学龙、寇少奎部从火坑、捞河方向撤回黑塘,杨绍武部从捞河方向撤回水城红岩,白成玉部从毛口过河撤回晴隆堕竹。当天中午,保安团的援兵就赶到郎岱。

  李学龙、寇少奎经过捞河时,其部下曾牵了老百姓的牛。唐逊虞在堕却得知后,十分痛心,流了泪,向他的表弟周绍夫说:“这些人很难驾驭,不可靠,应另外发展武装力量。”

  唐围攻郎岱县城后,周华文因镇压唐逊虞不力被撤职,吴鼎昌另委沈向鳌任郎岱县长。不久,九十六师开进郎岱清剿,唐则在老家一带隐蔽。黄翔把指挥部设在岩脚“三官庙”,一面发射大炮示威,一面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凡自动缴械投诚者一律不加追究。黄同唐逊虞曾在国国党陆军二师共过事,又是陆大的先后期同学,就亲自写信,通过由安顺请来参与招抚唐部的郭雪沧(岩脚人),找到唐的表弟周绍夫,送信给唐,希望唐以抗日大局为重,对于保安团的违法乱纪行为,应请上级予以处理。同时指出唐这样搞不可能有发展前途,希望他赶快回到原部队去参加抗日,黄负责他的生命安全。过了几天,唐给黄写了复信,通过程宣祥找人送到岩脚,请胡荣华转交黄翔。信中大意是,劝黄不要“为渊驱鱼,为林驱雀”,同时提出了“撤换韩文焕及保四团、保五团团长”的条件。黄未答复。

  随着九十六师开赴郎岱清剿,吴鼎昌、韩文焕以郎岱为轴心,于7月6目将与郎岱相邻的各县边区,分别组成西路四个联防办事处,以配合九十六师的清剿。其四个办事处的设置为:

  镇关郎普边区联防办事处:设置于郎岱县落别。保安第五团第二大队长张代龙兼主任。辖区范围是镇宁县木岗、丁旗、官寨、星扶,关岭县的坡贡,郎岱县的落别、折溪,普定县的化处、马堡、田家寨、大用、水母。配备的兵力有保五团第二大队及普定保警一分队,郎岱保警一分队以及联防区内所有团丁。

  水纳郎边区联防办事处:设置于水城县比德。保四团第二大队长李成举兼主任,副大队长龚卓夫兼副主任。辖区范围是水城县的比德、猪场、小河、茨冲,纳雍县的永河、白兴、羊场,郎岱县的黑塘、过茨鸡场。配备的兵力有保四团第二大队及水城保警一分队、纳雍保警一分队及联防区内所有自卫乡保团丁。

  郎普织纳边区联防办事处:设置于纳雍县的白泥屯场。保安第五团团长程奎朗兼主任。辖区范围是郎岱的敦孝、吉平、舜卿,普定的聚贤、均和、复兴、兴陶,马场,织金的白泥、少音,凤西,纳雍的张准。配备的兵力有织金的保警二分队及各县联防区驻防的保警队以及所有自卫团丁,如需兵力,由程奎朗酌派保守团。

  水郎晴普边区联防办事处:分设于晴隆鲁打、水城红岩。也由李成举、龚卓夫兼正副主任。辖区范围是水城县的盘龙(贯群、红岩)、有民(鸡场)、文焕(白泥龙场),郎岱县的新兴(新场)、西陵、郎岱、牛坡、新场,晴隆县的鲁打、中营、大田,普安县的龙吟乡。配备的兵力,有保四团第二大队、晴隆保警一分队及联防区内所有自卫团丁。

  在兵力部署上,还特别指出:李成举将晴隆县龙洞的李文股消灭后,先移红岩清剿,堵截唐逊虞往红岩方向逃窜,并协助九十六师主力务必将唐捕捉、歼灭唐部,尔后另候命令移住比德。该大队移红岩行动及所得匪情应随时分报驻防郎岱的九十六师师长兼西路清剿指挥官黄翔。在清剿措施上,强调执行“联保连坐”。

  在九十六师军事威逼和招抚宣传的攻势下,在保安团四面设置的边区联防办事处的围剿下,原来附和唐逊虞的人马逐渐瓦解,仅杨绍武、陈占高、罗星五、周显扬仍在各自盘踞的边区活动,但人枪已大大减少。

  国民党九十六师看到唐逊虞的势力已大部瓦解,于10月撤出岩脚,接着返回昆明。

  九十六师返昆明后,郎岱县保警队由两个分队扩编为二个中队、六个分队,还借有两挺轻机枪。吴鼎昌于12月中旬派出保四团、保五团到郎岱,配合保警队到岩脚、老鹰窝、一碗井、木贡、尿贡等地清剿,一场大屠杀随之到来,上百人死于保安团、保警队的枪口下,连跑马厂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躲到厕所里,也被捉住砍了头;岩脚街上一个割草卖的少年,也被捉到栅子门外桥头枪杀。

  唐逊虞此时看到保安团、保警队对参如过抗暴的人残酷镇压,原联络的人马又鱼龙混杂,觉得再在家乡隐蔽下去,既不能重新发展队伍,又有被捉住的危险,于是决定出走。先由其表弟周绍夫带上周的两个堂弟(周常治、周竹先),于1944年农历正月16日(1944年2月9日)夜,由营盘那见后寨起程,经二塘过月亮河,走到毛口,扮装成商人,买上两挑红糖,交周常治、周竹先挑上,过毛口河,经花贡到朱昌河分手:唐去盘县刘官,周绍夫同两个堂弟去盘县,把糖卖了,然后让周常治、周竹先二人回家,由周绍夫独自一人去刘官与唐会合,并护送唐去云南宣威、昭通。到昭通后,唐吩咐周回安顺筹划路费,他要去昆明。后唐的三弟唐辉武、侄儿唐绍文以及亲友罗国珍,到昭通找到了唐,唐与侄儿唐绍文一道去东川、昆明、宜良等地找老同事筹款。后唐绍文转回老家,唐逊虞不知去向。

  唐从郎岱出走后,保安团、保警队抓不到他,竞残忍地把他父母的坟也挖了。郎岱县长沈向鳖,还把苏吉昌、陈占高、李金苟、高云良、高长保、陈开荣、龙贵友、沈老金、程宣祥、甘仲先、付仲益、王小从、田竹清、赵子清、卢云五、蔡小万、王二泡毛、左少先、丁玉清、李伯香、邓洪万、许亮云、田要武、左绍先、刘老满、文德明、文德昌、赵伯昌、李重海等2 9户的田地产共232石8斗,作匪产拍卖充公。

  唐逊虞领导的抗暴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国民党贵州当局一提到唐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民国33年仍在通缉、侦察唐。同年3月郎岱县长沈向鳌在答复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查询的电报中还称:“查唐逊虞行踪尚未调查确实……”直到民国36年(1947年),贵州省保安处还在以丑保训一一字第二○七九号训令,命令郎岱县查清“奸匪唐逊虞潜伏本县,联络川、黔土匪,图谋不轨”一案。

  (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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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逊虞抗暴事件始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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