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加之中国军队不怕牺牲的节节抵抗、层层消耗，日本长达一年多的迅猛攻势中终于被遏制住了。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本阶段，中日双方都有时间喘口气，都在积蓄力量，都在等待时机。在敌军泰山压顶之时，国、共双方无暇他顾,暂释前嫌，共御外敌。而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消失，事情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力量消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战略相持，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国民军队都做了什么
国民党分裂，汉奸政府成立：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对抗战丧失信心，竟纠合20多名中央委员、58名将官率60余万军队降日，组织伪政权并充当伪军。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政府成立。联想到现在有些人说汪伪是“曲线救国”，暗地里做了多少好事，只能“呵呵”了。对这些人，没什么好说的。抗战的几千万亡灵会在地底下注视他们的。
对日宣战，争取国际帮助：：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进行四年后，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此期间争取了大批国际援助，如宋美玲成功访美争取到驼峰空运物资计划达到每月1万吨。总计，从1941年到1944年3年间，美国提供了16亿美元援助，全部为国民政府接收。
借助执政资源，发动华侨群众捐款：国民政府号召各界捐款，帮助抗战。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总数有800万-850万人，仅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海外侨胞为中国抗战捐献各种物资总数达3000批次以上，平均每月100批次，有坦克车、救护车、卡车及飞机，还有生产生活及医药物资。可以说，海外华侨的捐赠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战场拉锯，胜少负多。此一时间，双方发生多次大战。日军不再气势如虹，国军屡败屡战，予敌有效杀伤。双方战线僵持，从失地结果来说，胜败不明显，谓之“拉锯”。重大战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至5月20日，国民党军22万对付日军11万，双方战和，恢复战前态势。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国民党军24万对付日军12万，双方战和，恢复战前态势。国军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1万余人。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3日至1940年2月3日，国民党军20万对付日军4万，国军伤亡2.3万人，两军形成对峙。此间，昆仑关战役国军顽强作战，可圈可点。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至6月18日，国民党军38万对付日军12万，国军惨胜，伤亡11万人，第五战区遭到重创，日军占领宜昌，进逼重庆。
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至2月7日，日军5万人企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第5战区主力退避三舍，始终未与日军交锋。全线恢复战前态势。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至4月9日，国民党军10万对付日军6.5万，日军分兵三路企图消灭赣北国军主力，其他两路受阻，一路孤军深入遭国军包围，日军伤亡1.5万人，国军伤亡2万人。
中条山战役， 1941年5月7日至6月10日，国民党军18万对付日军10万，国军惨败，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7日至10月6日，国民党军17万对付日军11.5万，日军占领长沙后，因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主动撤退，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日军伤亡2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至1942年1月6日，国民党军30万抗击日军12万，国军采用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获得抗战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胜利。
浙赣会战，1942年4月25日至7月28日，国民党军30万对付日军10万，国军惨败，日军纵横浙江、江西两省烧杀抢掠，仅浙江衢州就有2万人被杀。日军抢掠大批物资后撤退。
鄂西会战，1943年5月5日至6月12日，国民党军14万对付日军7万，国军战败，死亡30766人，负伤18295人。日军伤亡3500余人。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至12月20日，国民党军21万对付日军10万，国军战败，伤亡6万人;日军占领常德后主动撤退，伤亡万余人。
这一时间，国军已经习惯了日军的战术和战斗风格，同时国军本身也在成长，指挥越来越娴熟，国际支援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难得出现如战略防御阶段的一边倒趋势(只有中条山之战 例外)，出现了数次打和，还有少数胜利，如第三次长沙会战。所谓的相持，就是战局已经大体稳定。
这阶段部分城市沦陷时间：海南省 1939年2月10日;江西省南昌 1939年3月28日;广东省汕头 1939年6月21日;浙江省宁波 1941年4月20日;香港 1941年12月25日。
此外，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消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开始整顿内部、积蓄实力，1939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发表《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体党务之要点》演讲，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41年，则发动“皖南事变”，国共内部逐渐分裂。
此一阶段，战场的形势是可以预料的，即中日战役虽然日攻我守、我胜少负多，但日军已经绝无可能灭亡中国。可是国民政府得到这一难得喘息机会后，却没有抓住这一内部调整的绝好时机，苦练内功，积蓄力量，寻求歼敌时机。相反，政治上缺乏远见，不知民心主流仍然是抗击日寇，目光转向国内共军，同时政权腐败变本加厉、渗透军政，甚至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这也为抗战第三阶段国军的表现埋下了伏笔。
二、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在做什么?
没有了迫切的亡故灭种的威胁，共产党在坚持对日寇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为谋求自身发展，积蓄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做了准备。
整党，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延安整风，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务，三三制原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坚持长期抗战，不但要求根据地不断扩大，而且更要求根据地的巩固。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权建设。1940年3月6日，中共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它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起到了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三三制原则让中国共产党积聚了力量，同时也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经济，大生产运动的自救：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发展了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
军事和发展，挺进敌后和根据地建设：
百团大战：1940年8月到12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个团，参加人数20多万，史称“百团大战”。此战，使得日军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在于中共。
把日寇的后方变成前线：在华北，八路军三大主力建立一系列根据地。在华东，1940年间，新四军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建立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共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人口达1亿多人。其结果，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
应对残酷的扫荡：1941年起，为解决“心腹之患”，日军将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实行反复“扫荡”和“清乡”，“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2年，一年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但是，共产党的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整运动等为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这一阶段是十分艰难的阶段。这一阶段共产党由强变弱，又采取系列措施，政治清明更得人心、经济立于不败、军力得到磨砺、组织能力全面锻炼，由此顺利度过难关并变得更强，与国民政府可谓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这一难关的度过，使得共产党在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表现积极突出，并已经具备了日后和国民政府较量的初步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