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战争结束得太突然，日本虽已投降，但大量侵华日军仍占据着华北、华东等地的主要城市，国内政治局势又风云诡谲，因此接收失地与举行受降仪式成为了国民政府要考虑的首要之事。8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获日本致中、英、美、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后，蒋介石立即电令在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其六项投降原则：“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在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另一方面，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对各大战区做受降部署。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一书记载，“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即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依划分应为中华民国(东三省划归苏俄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一纸降书落芷江
1945年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到了冈村宁次发来的复电：“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坐飞机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飞玉山，敞处使用双引擎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印。”
从电文中得知，冈村宁次原计划派今井武夫等人到江西玉山与中方洽降，但当时的玉山机场因雨后损坏已不能使用，同时环境也不安全。相对而言，湖南的芷江机场却保存完好，可供各种大小飞机起降，又驻扎了装备精良的新编第6军，于是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让日本人到芷江来洽降。
一切就像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仅在几个月前，侵华日军为夺取芷江机场，集结了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之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日“最后一战”的湘西会战;湘西的战争从4月打到6月，数万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会战结束，他们的作战目标芷江仍安然无恙，而日军在雪峰山的失败更像是全面战败的预演。无独有偶，湘西会战的中方总指挥正是后来代表中国战区受降的何应钦上将。仅仅在两个多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了湘西，芷江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当时在芷江服役的空军老兵刘道明回忆起胜利之日的场景时说：“日本投降以后，芷江的那个热烈场面，那是真的非常感人，人们甩帽子、相互拥抱，那个高兴的劲头真是难以言表，就街上的爆竹都不知道放了多少?”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于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七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5大队营房。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同日，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并于21日乘机冈村宁次的专机飞往芷江。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这样的背景环境给洽降典礼平添了几分肃杀紧张的气氛。例如前往芷江之日，当今井武夫乘坐飞机飞至洞庭湖上空时，他意外发现机舱内有一挺机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命令随从将机枪扔进了洞庭湖中。最后今井一行总算是在中美空军三架战斗机的监护下平安抵达芷江。
据当时负责洽降工作的新编第6军第14师作战课长的王楚英回忆，8月21日，“芷江城风和日丽，我和钮先铭、王启瑞等人乘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军民一大早就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而今井一行人“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8月21日至23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典礼。会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战”，只字不提“投降”，这令主持洽降的萧毅肃将军十分不满，他对今井训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广播了日本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应予纠正。”
8月22日，何应钦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共同商讨了受降事宜，随后，他根据蒋介石指示将中国划分为十五个受降区，并指派各地受降主官。26日，何应钦又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国战区的第十六受降区，至此，一场由古都到异域的胜利大受降开始了。此时此刻，作为战败一方的日军代表们早已没有了当初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洽降工作结束后，今井武夫等人个个面带戚容，脸色阴沉地步入冈村专用的MC号飞机的机舱，飞离芷江。多年以后，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乘坐的MC号机，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总司令的专机，它饱经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漆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寒酸，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首诗：饱经岁月苦，线朽乱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
“三九良辰”大受降
芷江洽降典礼结束后，各大受降区的纳降工作开始陆续进行。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徐永昌将军作为中方受降代表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在国内，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据说在宋殿村受降时，整个大厅四壁都被围满了白布，这是当地一个叫林镇南的年轻人在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后定制来送给日军的“礼物”，林镇南老人至今仍对受降厅的“白布”记忆深刻：“只有办丧事才用白布的，我们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头了。”
就在富阳受降的第二天，何应钦致电冈村宁次，通知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时间、地点及双方出席的人。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同时，何应钦根据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规定向冈村发出了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特别强调：“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戴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戴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正如古人诗云“三九良辰佳气蔼，听重重相贺欢声溢”，“九”是中国传统中认为最为吉利数字，它代表崇高与完善，选择在这一天受降亦有象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完全胜利之意。据韩文宁的《战区大受降》一书记载，9月9日这天的南京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树扎起彩色牌楼，上面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红色的‘V’标记在旗帜之间，牌楼中间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飞扬，每个旗杆下面，并排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顶钢盔，脚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军校南大门前，建有一座用苍松翠柏扎成的高大牌坊，上面横匾‘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是红底金字，尤为醒目”。
签字典礼的地点选在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礼堂，那是一座二层木建筑，但在9日那天却显得庄严肃穆，戒备森严。礼堂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端点缀了红色‘V’字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的肖像”。参加典礼的除有何应钦、汤恩伯、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谷正纲等中方军政要人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克鲁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的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的军官等数十人，整个会场的中外观礼官员共计400余人。
9日上午8时45分，冈村宁次及其随从共7人分乘3辆小车到达受降现场，与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时一样，以冈村为首的日本代表们个个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任凭中外记者们拍照。时隔多年，曾亲历过南京受降仪式的抗战老兵赵振英仍然记得当时“日本人老老实实低着头走路，不抬头，七个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余人拿着帽子坐着”的情景。当所有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宣布可以拍照5分钟，这时会场灯光闪亮，中外摄影记者们纷纷拍照，深怕错过了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