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时，受降签字典礼正式开始。主投降官冈村宁次将投降签字仪式代表证书交给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由其递送给何应钦过目。何应钦阅览之后，将拟定的投降仪式书(日文、中文各一份)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交给冈村宁次。随后冈村宁次低头看过投降书的内容后，提笔在投降书上签字并盖上其图章。待典礼结束，冈村宁次等日方代表依次退席，何应钦则发表简短讲话：“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纪元……”
跨国受降与台湾光复
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结束后，全国各个受降区也在紧罗密布的进行纳降工作。1945年9月11日，由汤恩伯主持举行了上海地区的受降仪式，日方代表松井久太郎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14日，由薛岳为受降主官的江西地区受降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举行，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兼第11军长笠原幸雄作为代表在降书上签字;9月15日，长衡地区的受降长官王耀武与美军代表金武德接在长沙湖南大学操场上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了日军第20军团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投降……。各地的受降仪式中，由卢汉将军主持的“跨国受降”尤其值得一书。
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政府投降。日本投降后，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奉命代表中国政府率部开赴越南对当地日军进行受降，这是中国十六个受降区中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所以也被称为“跨国受降”。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20万中国军队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其中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云南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的老街、莱昕，经富源至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及第93军跨越南溪河后沿滇越铁路越南段向前推进，到达了河内后，第60军再向南定、顺化、海防及土化(16度纬线南北分界处)推进。部队抵达越南后，首先对当地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进行集中管理。笔者曾采访过一位亲历过此次受降的抗战老兵张同友，时隔70年，张同友老人仍清楚记得越南日军战败后的狼狈模样：“当地的日本兵早已不复昔日的威风，就像斗败的鸡，一个个军容不整、灰头土脸、神情忧郁。在河内的时间，日本兵见到中国人就赶快站好，动也不敢动，那里的军营都是日本人修建的，还有淋浴，在当时算修的特别好的了，我们这个战胜国家都没有看到过这个。”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顺利进行，。在简单而隆重仪式上，卢汉将军首先向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宣读了投降条款，随后土桥勇逸签字无条件投降。驻越的日军第38军向我军缴械，其下辖的第21师团、第22师团及34独立旅团一切官兵不再受日本本土政府任何牵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将军的全权节制指挥。张同友回忆说：“移交枪支后，日本兵单身回到兵营，不许出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乡。但是当时越南也有游击队，(日军)也不敢乱跑。”
在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之际，被日本占据了50年之久的台湾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须将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还中国，何应钦于8月26日将台、澎地区划为第十六个受降区，并指定台北为受降地点。由于台湾长期被日本占据，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并强制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治台政策，加上日本战败时台湾仍有大量日军驻守且具备一定的战斗力，这使得台湾的形势也比其他十五个受降区要复杂得多。为了让台湾地区的受降和接收能够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与中国军队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在受降仪式结束后前后花了半年之久的时间才完成了台湾的接收工作。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现中山堂)举行，典礼隆重而庄严，中国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将军，日军代表为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当安藤将签完字的降书呈送给中方后，主降官陈仪即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为纪念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8月颁布命令，订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简称“光复节”。
北平古都“双十”受降
北平是八年全面抗战爆发的地方。从1937年的秋天开始，刺眼的太阳旗便飘扬在这座古城的上空，八年来，北平的市民在日军的刺刀下过着战战兢兢，度日如年的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整个古都都沸腾了，在侵略者铁蹄下度过了八年的人们迎来了解放，他们欢呼雀跃，相互道贺。街道上的商店门前贴出了“庆祝胜利”等标语，而天安门前竖起了一块书有“还我山河”四个白色大字的黑色大型标语木牌。肆虐了整整八年的太阳旗相继被扯下，阔别已久的中国国旗再度在北平的上空迎风飘扬。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即于8月18日电令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主受降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日军华北派遣军的直辖部队。随后，何应钦在芷江电告孙连仲，指定北平为受降地点。当胜利消息传来之时，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北平城里的日军开始贩卖枪支等物品;有两名日本士兵因争抢一个馒头而大打出手;日侨为了回国也纷纷开始四处筹钱。当然，也有不少“死硬派”官兵故意破坏仓库和武器，并转移武器资料，甚至蓄意闹事。对此情况，时任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召见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要求其对部下“应切实负责，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相比其他受降区，北平的日军似乎更为嚣张跋扈，他们竟像中方提出在受降仪式上佩戴军刀、勋章的要求，妄图保留所谓“帝国军人的尊严”。这一违反同盟国规定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中方严词拒绝，为挫灭日军的嚣张气焰，吕文贞将受降地点由原定的中南海怀仁堂改为故宫太和殿，并且受降典礼要公开隆重地举行。1945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又逢双十国庆，故宫太和殿广场前人山人海，受邀参加仪式的有美军司令罗基少将、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苏联代表、法国代表、荷兰代表等多名盟国要人。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莅临现场监督。
上午9点50分，军乐响起，担任受降主官的孙连仲偕同吕文贞步入太和殿广场，在司仪的宣读声中，日方代表根本博在降书上一一签字盖章后呈交给孙连仲将军，随后又举行了“献刀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高桥坦等人依次呈献了21把军刀。当日观礼群众超过10万人，整个太和殿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典礼场面之规模甚至超过了南京受降仪式。
从1945年9月至12月27日，十六个受降区的受降典礼先后完成，但接收与缴械却经历了更为漫长和坎坷的过程。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一书记载，投降的侵华日军共计1283240人，接收时间持续到了1946年。各地的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政府进入逮捕战犯，审判罪魁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