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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41年就感觉无法战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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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抗战的过程,就是日军从“三个月灭亡中国”到“求投降”的过程,“无法战胜中国”的背后,更有多少先烈的悲壮牺牲。

说起二战时期的侵华日军,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的“死硬”。确实,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很多滞留在中国土地上的侵华日军,还是强撑着不投降。他们有的负隅顽抗,然后被人民军队一锅端。有的虽然假装投降,却还想蠢蠢欲动。比如1946年的“通化暴乱”里,关东军残部就勾结国民党发动叛乱,接着就被人民军队教做人,祸首藤田实彦被俘后,还被东北民主联军拉出来“展览”,最终羞愤而死……

  类似的闹剧,也叫好些人认为,在“侵略中国”这件事儿上,日军上上下下都很强硬,哪怕到了日薄西山的晚期,依然相信自己能“必胜”。不过,比起这些死硬法西斯分子闹出的活剧来,日军的“高层”,可没有这么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骄横的日本侵略者,曾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可是中国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让“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了妄想。所以1938年1月时,当时的日本近卫内阁就发表声明说“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从此时开始,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们“战胜中国的信心”,都随着战局的变化发生改变。

  而等到武汉会战与广州会战相继结束后,日本虽然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还扶持起了汪精卫的傀儡政权。但此时的日本,已经把三十二个师团的兵力派到中国,占到了日本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九十四。而在日军占领区里,国共军队的敌后游击战也在蓬勃发展,除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外,国民党的敌后抗战部队,也发展到了百万人。此时的日军,已经无力扩大战事。

  因此,这时期的日军,也大规模调整了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国民政府,更把政策从“速战速结”调整为“不急于直接依靠武力解决事变”,这时的他们,也彻底意识到“速战速结”的不现实。因此,他们除了对国民党加大诱降外,还动员了英美等国加入劝降。1939年7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友田——克莱琪协议》,英国在这个协议里承认日本侵华“有特殊需要”,美国也与日本达成了“互相谅解”,加入到“劝降”行列。

  但此时的日本,虽然明白“速战速结”不可能,却也打算对中国实现“速和速结”。正是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从1939年至1941年,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甚至制造了伏杀抗日队伍的民族悲剧。而日军也调转枪口,对晋冀鲁边区、晋西北、冀中等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扫荡。但解放区反扫荡的胜利,以及正面战场形势的变化,让日军的“速和速结”,照样没有达到目的。

  “速战”不灵,“速和”更没影,于是到了1941年,日本的对华政策又调整了:当时苏德战争爆发,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也蠢蠢欲动,可此时的日本,正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里,无论是对解放区的围剿,还是正面战场的作战,都是连连碰壁。仅以正面战争为例,在1941年,国民党不但挫败了多次日军攻势,取得了长沙会战等战役的胜利,还差点收复了重镇宜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就哀叹说: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很勉强。

 

  这也就意味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日本的侵华战争,就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而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对华作战政策是对国民党“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对敌后根据地则是“迅速恢复治安”。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烈度达到了空前,曾经建立了大片根据地的“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在日军的扫荡下土崩瓦解,所谓“敌后百万国军”,竟出现了大规模投敌的丑态,几十万“国军”摇身一变,成了臭名昭著的伪军。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也进入到最艰苦阶段,在1942年至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土沦陷,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一度百分之九十的村庄沦陷,在1942年这一年,日寇更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75次大扫荡,冀中根据地每三里长的封锁沟上就有一座堡垒,整个根据地被切割成了两千六百多块……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的五月至七月,日军还相继制定了“攻克西安”和“夹击重庆”两个计划,他们本想动用七个师团进攻西安,然后调动华北华中的兵力夹击重庆。可正是因为大片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兵力,这些计划都草草搁浅。1942年9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了《五号作战准备纲要》,打算日本本土抽调十二万人,关东军出兵十八万,东南亚抽调六万人,多路夹击拿下重庆,但日本高层却担心解放区的牵制,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

  以这个意义说,正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密切配合,如顽强的锁链一样,牢牢牵制住日军的脚步。而在否定掉了这些大规模作战计划后,侵华日军的任务也变成了“努力提高占领区的治安”,也就是加大对解放区的围剿。这个时候的日本,“速战”“速和”都不敢想了,维持他们既得的侵华利益才是目标。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一度牵制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

  而到了抗战胜利前夜的1945年,虽然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是越打越绝望,八路军新四军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反攻。日本宣布投降前,他们曾多次找国民政府单独媾和,却都被国民政府拒绝。而在广大敌占区,日寇也纷纷收缩兵力。一位八路军抗日名将就在回忆录里回忆说:1945年5月,他一次带着警卫员外出开会,正好路过日军炮楼,但炮楼里的日军根本不敢出来。警卫员更霸气说:“他没有机枪和掷弹筒,只要敢出来,咱们就收拾他。”

  1945年8月20日,日方全权代表今井武夫到芷江机场“洽降”,在飞往芷江机场的路上,今井武夫突然发现机舱里有一挺机枪,这下可把今井武夫吓坏了,生怕惹怒中方的他,连忙命人把机枪扔出去。只看这一幕,就知当年投降的日军高层的真实心态:哪敢死硬?全是诚惶诚恐。

  整个抗战的过程,就是日军从“三个月灭亡中国”到“求投降”的过程,“无法战胜中国”的背后,更有多少先烈的悲壮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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