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战的过程，就是日军从“三个月灭亡中国”到“求投降”的过程，“无法战胜中国”的背后，更有多少先烈的悲壮牺牲。
说起二战时期的侵华日军，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的“死硬”。确实，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很多滞留在中国土地上的侵华日军，还是强撑着不投降。他们有的负隅顽抗，然后被人民军队一锅端。有的虽然假装投降，却还想蠢蠢欲动。比如1946年的“通化暴乱”里，关东军残部就勾结国民党发动叛乱，接着就被人民军队教做人，祸首藤田实彦被俘后，还被东北民主联军拉出来“展览”，最终羞愤而死……
类似的闹剧，也叫好些人认为，在“侵略中国”这件事儿上，日军上上下下都很强硬，哪怕到了日薄西山的晚期，依然相信自己能“必胜”。不过，比起这些死硬法西斯分子闹出的活剧来，日军的“高层”，可没有这么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骄横的日本侵略者，曾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可是中国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让“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了妄想。所以1938年1月时，当时的日本近卫内阁就发表声明说“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从此时开始，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们“战胜中国的信心”，都随着战局的变化发生改变。
而等到武汉会战与广州会战相继结束后，日本虽然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还扶持起了汪精卫的傀儡政权。但此时的日本，已经把三十二个师团的兵力派到中国，占到了日本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九十四。而在日军占领区里，国共军队的敌后游击战也在蓬勃发展，除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外，国民党的敌后抗战部队，也发展到了百万人。此时的日军，已经无力扩大战事。
因此，这时期的日军，也大规模调整了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国民政府，更把政策从“速战速结”调整为“不急于直接依靠武力解决事变”，这时的他们，也彻底意识到“速战速结”的不现实。因此，他们除了对国民党加大诱降外，还动员了英美等国加入劝降。1939年7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友田——克莱琪协议》，英国在这个协议里承认日本侵华“有特殊需要”，美国也与日本达成了“互相谅解”，加入到“劝降”行列。
但此时的日本，虽然明白“速战速结”不可能，却也打算对中国实现“速和速结”。正是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从1939年至1941年，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甚至制造了伏杀抗日队伍的民族悲剧。而日军也调转枪口，对晋冀鲁边区、晋西北、冀中等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扫荡。但解放区反扫荡的胜利，以及正面战场形势的变化，让日军的“速和速结”，照样没有达到目的。
“速战”不灵，“速和”更没影，于是到了1941年，日本的对华政策又调整了：当时苏德战争爆发，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也蠢蠢欲动，可此时的日本，正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里，无论是对解放区的围剿，还是正面战场的作战，都是连连碰壁。仅以正面战争为例，在1941年，国民党不但挫败了多次日军攻势，取得了长沙会战等战役的胜利，还差点收复了重镇宜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就哀叹说：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很勉强。
这也就意味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日本的侵华战争，就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而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对华作战政策是对国民党“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对敌后根据地则是“迅速恢复治安”。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烈度达到了空前，曾经建立了大片根据地的“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在日军的扫荡下土崩瓦解，所谓“敌后百万国军”，竟出现了大规模投敌的丑态，几十万“国军”摇身一变，成了臭名昭著的伪军。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也进入到最艰苦阶段，在1942年至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土沦陷，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一度百分之九十的村庄沦陷，在1942年这一年，日寇更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75次大扫荡，冀中根据地每三里长的封锁沟上就有一座堡垒，整个根据地被切割成了两千六百多块……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的五月至七月，日军还相继制定了“攻克西安”和“夹击重庆”两个计划，他们本想动用七个师团进攻西安，然后调动华北华中的兵力夹击重庆。可正是因为大片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兵力，这些计划都草草搁浅。1942年9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了《五号作战准备纲要》，打算日本本土抽调十二万人，关东军出兵十八万，东南亚抽调六万人，多路夹击拿下重庆，但日本高层却担心解放区的牵制，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
以这个意义说，正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密切配合，如顽强的锁链一样，牢牢牵制住日军的脚步。而在否定掉了这些大规模作战计划后，侵华日军的任务也变成了“努力提高占领区的治安”，也就是加大对解放区的围剿。这个时候的日本，“速战”“速和”都不敢想了，维持他们既得的侵华利益才是目标。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一度牵制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
而到了抗战胜利前夜的1945年，虽然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是越打越绝望，八路军新四军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反攻。日本宣布投降前，他们曾多次找国民政府单独媾和，却都被国民政府拒绝。而在广大敌占区，日寇也纷纷收缩兵力。一位八路军抗日名将就在回忆录里回忆说：1945年5月，他一次带着警卫员外出开会，正好路过日军炮楼，但炮楼里的日军根本不敢出来。警卫员更霸气说：“他没有机枪和掷弹筒，只要敢出来，咱们就收拾他。”
1945年8月20日，日方全权代表今井武夫到芷江机场“洽降”，在飞往芷江机场的路上，今井武夫突然发现机舱里有一挺机枪，这下可把今井武夫吓坏了，生怕惹怒中方的他，连忙命人把机枪扔出去。只看这一幕，就知当年投降的日军高层的真实心态：哪敢死硬?全是诚惶诚恐。
整个抗战的过程，就是日军从“三个月灭亡中国”到“求投降”的过程，“无法战胜中国”的背后，更有多少先烈的悲壮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