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受降仪式与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进行的受降典礼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在胜利之年的中国，北至平津古都，南至台湾、越南，国内外一共有16个受降区。在那个胜利的秋天，全国各大战区都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受降典礼。《国家人文历史》刊周渝的文章记述了个中详情。
芷江洽降意味深长
8月15日，深感已无法挽回失败命运的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战争结束得太突然，日本虽已投降，但大量侵华日军仍占据着华北、华东等地的主要城市，国内政治局势又风云诡谲，因此接收失地与举行受降仪式成为国民政府要考虑的首要之事。8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获日本致中、英、美、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对各大战区做受降部署。
据何应钦所著的 《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一书记载，“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即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依划分应为中华民国(东三省划归苏俄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1945年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到冈村宁次发来的复电，冈村宁次原计划派今井武夫等人到江西玉山与中方洽降，但当时的玉山机场因雨后损坏已不能使用，同时环境也不安全。相对而言，湖南的芷江机场保存完好，可供各种大小飞机起降，又驻扎着装备精良的新编第6军，于是中国方面作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让日本人到芷江来洽降。
一切就像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仅在几个月前，侵华日军为夺取芷江机场，集结了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之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日“最后一战”的湘西会战;湘西的战争从4月打到6月，数万遭遇中国军队顽强阻击的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会战结束，他们的作战目标芷江仍安然无恙，而日军在雪峰山的失败更像是全面战败的预演。无独有偶，湘西会战的中方总指挥正是后来代表中国战区受降的何应钦。仅仅在两个多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了湘西，芷江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于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七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5大队营房。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同日，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并于21日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飞往芷江。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这样的背景环境给洽降典礼平添了几分肃杀紧张的气氛。
8月21日至23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典礼。会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战”，只字不提“投降”，这令主持洽降的萧毅肃将军十分不满，他对今井训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广播了日本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应予纠正。”
8月22日，何应钦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共同商讨了受降事宜;随后，他根据蒋介石指示将中国划分为15个受降区，并指派各地受降主官。26日，何应钦又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国战区的第16受降区。至此，一场大受降开始了。
南京大受降
芷江洽降典礼结束后，各大受降区的纳降工作开始陆续进行。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
就在富阳受降的第二天，何应钦致电冈村宁次，通知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时间、地点及双方出席的人员。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签字典礼的地点选在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礼堂，那是一座二层木建筑，但在9日那天却显得庄严肃穆，戒备森严。参加典礼的除有何应钦、汤恩伯、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谷正纲等中方军政要人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克鲁少将、英国的海斯中将、法国的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的军官数十人，整个会场的中外观礼官员共计4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