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深夜，来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面知名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请柬中所说的“商谈重要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在筹备建国时，虽然将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加上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在政协主席团常委会讨论这一方案时，对要不要后面的括号，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应该要，有人认为不应该要，双方争持不下。
于是，主席团常委会责成周恩来向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征求意见。
26日上午11时半，会议在六国饭店准时召开。周恩来首先讲话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的话刚讲完，民建的黄炎培即发言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这个简称，我看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政协5年召开一次，5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听完黄先生的发言后，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己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非常赞赏周致祥的意见，接着发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5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现在革命胜利了，还称中华民国，连国号也不敢改，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呢?所以，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司徒先生的发言，赢得热烈的掌声。与会者纷纷发言。马寅初先生说：“我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一个简称，实在不伦不类。”陈嘉庚、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发言表示赞成。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作了阐述。他说：“新国号老百姓可能一时还不能接受，但这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经过宣传，让人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老百姓不见得反对用新国号。”
著名法律专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并容的原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该如此。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在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可能有些群众还会写中华民国，但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要明令禁止，慢慢就会改过来的。”
沈钧儒的发言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会议即宣告结束。周恩来作了小结。他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作出决定。”
后来，主席团常委接受了这些老前辈的意见，去掉了简称，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国号。
为什么现代不用古代国号?
中国古代国号就是一个朝代名称，历朝建国者第一要事即确立国号。新中国推翻了封建帝制，不可能再用传统的国号。
1949年9月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西历和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