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载了魏巍采写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数人民群众被志愿军官兵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最可爱的人”这一崇高称谓成为了志愿军将士的代称。
魏巍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经过。那是1951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担负穿插任务，他们成功地穿插到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南逃之敌为了夺回生路，拼命地向112师扑来。北援的敌人为了接应南逃的溃军，也疯狂地扑向112师。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美军，112师承受了最大的战场压力，整个战场杀得天昏地暗。
松骨峰是美军争夺的要点，在这里守卫的是112师335团1营3连，他们打了最悲壮的一仗。美军集中了32架飞机、18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和千余名步兵向3连进攻。我3连官兵用血肉之躯拼死抵抗，打败了美军无数次进攻。最后，3连仅剩下7个人，仍顽强地坚守住了阵地。师指挥所听到3连在松骨峰的壮举时，所有在场的同志都肃然默立，流出了眼泪。
战斗结束后，112师师长杨大易去了3连阵地，看到一生难忘的场面：阵地前沿堆满了几百具美军尸体和打乱摔碎的枪支。牺牲的我3连官兵，有的紧紧抓住敌人的机枪，有的手中的手榴弹沾满了敌人的脑浆，有的嘴里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战士邢玉堂、2排副排长王健候身上的余火还在燃烧，他俩的身子压着敌尸，牙齿和指甲深深地嵌进敌人的皮肉里……事后，杨大易将3连阵地的情况告诉了前来采访的魏巍，又陪同他重访了3连阵地。
魏巍说，他当时要找3连幸存的官兵采访战斗的经过，但全连除牺牲和重伤送往医院的，只剩下一名通讯员。后来，他找到了一营营长王宿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素材都是王营长流着眼泪向他讲述的。
1951年2月，魏巍完成了3个月的朝鲜采访，回国后便奉命到《解放军文艺》任副主编。他开始抓紧时间写出在朝鲜的见闻和感受，特别是松骨峰战斗的场面在他脑海里频频出现，激励他不得不动笔。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蹦出来的，从情感的浪潮中跳出来的。”魏巍越说越激动，他几乎忘记了接待客人。他说，我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根本的原因是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概、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伟大、感人。
在写作中，魏巍从20多个最为生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了3个最能表现英雄本色的典型事例。由于感受深刻，下笔如有神，一气呵成，一天多时间就完成了。稿子写好后，交给《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征求意见，宋主编看后首先被感动了，当即说：“马上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长邓拓看了这篇文章十分激动，破例决定将此文放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
《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由于当时战场的特殊情况，谁死谁活很难了解清楚。后来，出现了两名隐功埋名、含辛茹苦、为国奉献的“活烈士”李玉安和井玉琢。
1990年8月的一天，原志愿军355团给魏巍打来电话，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的烈士李玉安还活着，他来老部队送小儿子参军，想见一见魏巍。这才有了今天李玉安来到魏巍家，两位老战士叙旧交谈，回忆当年松骨峰战斗和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经过。
魏巍谈了创作经过像亲历一场战斗场面，此时才想起喝水。他给李玉安续上一杯茶，自己也呷了几口，疑惑地问：“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来找老部队？”李玉安这才讲述了当年在朝鲜战场负伤后的情况。
当时，李玉安胸部负了重伤，昏迷六七个小时后，被朝鲜人民军的一名司号员救下了阵地，3天后由友邻部队送往野战医院，做了开胸手术，才幸免一死，后来又转回国内治疗。伤愈后，因伤残复员到老家黑龙江巴彦县兴隆镇，在粮库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默默苦干了几十年。
“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算幸运多了。娶了老婆成了家，生活不错了。这次要不是小儿子想当兵，我也不会来麻烦老部队，更不会来麻烦你了。”李玉安朴实、敦厚，实话实说。
魏巍听了十分感慨，动情地说，李玉安是1946年参军的老兵，在解放四平、天津和渡江作战中，多次立功。但他从不向人炫耀自己的功绩。复员到地方40多年，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贡献。那时他月薪不足百元，要维持8口之家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从来没有向政府和老部队伸过手。他不仅在战场上是“最可爱的人”，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最可爱的人”。
会见结束时，魏巍把一部精装的长篇小说《东方》和一部《魏巍散文集》赠送给了李玉安，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您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