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面对广袤的疆域和复杂的文化格局，如何巩固统治成为帝国首要难题。朝廷内部围绕采用郡县制还是恢复分封制展开激烈争论。丞相李斯力主郡县制以强化中央集权，而以博士官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集团则主张效法周代分封子弟功臣，认为这是长治久安之道。这场制度之争，最终因淳于越的一次廷谏演变为文化浩劫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七十位博士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颂扬郡县制使百姓免于战乱，始皇大悦。此时淳于越突然进言：“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他尖锐批评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并疾呼：“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这番言论立即引发李斯的激烈反应。他上书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将思想分歧上升为政治危机：“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李斯提出著名的焚书方案：
| 焚毁范围 | 处理方式 | 豁免内容 |
|---|---|---|
| 史官非秦记 | 皆烧之 |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
| 非博士官所职的《诗》《书》 | 民间私藏限期烧毁 | |
| 百家语 | 悉诣守尉杂烧之 | |
| 违令者黥为城旦；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 ||
这道奏章被始皇批准执行，史称焚书令。值得注意的是，淳于越所引经典《尚书·泰誓》中“事不师古，永失之道”的训诫，原本是劝诫君主借鉴历史，却因秦廷特殊的政治生态被曲解为复辟主张。而李斯将学术争论转化为思想专政，实为法家对儒家的一次彻底清算。
焚书事件埋下了更深远的祸根。次年方士侯生、卢生逃亡事件引发坑儒案，四百六十余名儒生被活埋于咸阳。太子扶苏因谏阻坑儒被贬上郡，间接导致沙丘之变后胡亥篡位。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以“诈称扶苏项燕”起事，六国贵族纷纷复辟，张耳、陈馀等原儒生转化为反秦。曾为秦博士的伏生冒死藏《尚书》于墙壁，汉文帝时仅复原二十九篇，中华文明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从思想史维度看，淳于越之谏凸显了早期儒法冲突的本质：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和历史镜鉴约束君权，而法家推行以吏为师的绝对服从。秦廷儒生的悲剧在于，他们试图在法家体制内实践儒家理想，最终触发帝国对异端思想的暴力清洗。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慨叹：“咸宫置酒，儒发焚机”，准确揭示了咸阳宫辩论与焚书令之间的因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秦代博士制度本身具有过渡性特征。七十位博士中除儒家外，还包括占梦博士、方术博士等，淳于越等人虽位列九卿，却无实际决策权。这种“尊而不用的状态，使得儒生只能通过廷议发声，最终酿成思想碰撞的惨剧。而焚书令中“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的规定，暴露了秦王朝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只保留直接服务于统治的技术性知识，思想性典籍则被视作威胁。
淳于越作为焚书事件的，其历史形象被简化为固执守旧的典型。但深入分析可发现，他主张的分封制在当时具有现实考量：秦末大起义中，确因赢氏宗族无力屏藩导致帝国迅速瓦解。汉初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客观上印证了淳于越的部分预见。这个齐鲁儒生的悲剧，实为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困境的早期缩影——当学术良知遭遇权力意志，历史往往写下最残酷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