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秦始皇无疑是一位标志性的划时代人物。他“奋六世之余烈”，吞并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家——秦朝。除了众所周知的统一度量衡、修筑长城、建立郡县制等功业外，一项深刻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的举措，便是“书同文”——即统一文字系统。这一政策并非简单地“造行书”，而是以秦国通行的小篆为基础，进行规范、标准化和推广，从而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为华夏文明的持久统一奠定了基石。
要理解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伟大与必要，必须先回溯其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列国割据一方，长达数百年的分裂状态使得各地的文化、语言、文字都产生了显著的差异。虽然同源于商周的甲骨文、金文，但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文字在形体、结构、书写习惯上已大相径庭。这种“文字异形”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政令畅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同样一个“马”字，在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写法可能各不相同，这无疑给秦帝国在新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带来了巨大困难。
| 国别 | “马”字大致形态（描述） | 特点简述 |
|---|---|---|
| 齐 | 结构较为修长，笔画飘逸 | 带有东方艺术的灵动感 |
| 楚 | 笔画蜿蜒曲折，富有神秘色彩 | 深受楚地巫文化影响，风格瑰丽 |
| 燕 | 结构紧凑，笔画刚直 | 具有北方文字的质朴与刚劲 |
| 秦 | 笔画均匀，结构规整，为小篆雏形 | 注重实用与规范，便于刻写 |
面对这一局面，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推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字统一政策。其核心并非凭空创造一种全新的字体，而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以秦国文字为基准，对六国杂乱的文字进行整理、淘汰和规范。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奉命，分别编纂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字书和识字课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篆。小篆字体线条圆匀，结构定型，偏旁部首的位置和写法基本固定，大大增强了文字的系统性和可识别性。
这一过程的具体实施，是与“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策同步推进的。朝廷将规范后的小篆字样刻石立碑，昭示天下，如著名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既是歌功颂德的载体，也是文字标准的“国家级范本”。同时，严令各级官府在公文、法令、教育中必须使用标准小篆，违者将受惩处。通过政权的强力推行，小篆迅速成为秦帝国的官方通用文字。
然而，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在秦朝官方着力推行小篆的同时，另一种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却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隶书起源于战国，是为了提高书写速度而对篆书进行的简化。它变篆书的圆转笔画为方折，打破了象形结构，更接近于后来的方块汉字。相传狱吏程邈对隶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由于隶书书写效率远高于小篆，极大地适应了繁重的行政文书工作需求，因此实际上得到了秦朝官方的默许甚至采纳。可以说，秦朝的文字统一，在实践中形成了“小篆立标，隶书通行”的格局。小篆象征着权威与规范，多用于重要诏书、刻石铭功；而隶书则承担了日常书写和交流的重任，为汉代隶书的成熟及楷书的萌芽埋下了伏笔。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且多维度的。首先，在政治层面，它消除了帝国内部文化交流的最大屏障，确保了中央政令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四方，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凝聚力，使“大一统”观念从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基因之中。其次，在文化层面，统一的文字系统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的坚韧纽带。无论后世朝代如何更迭、方言如何复杂，凭借统一的文字，经典典籍得以传承，历史记忆得以延续，不同地域的人们始终共享一套文化密码。最后，在社会经济层面，文字的统一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教育的相对普及以及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的往来，为汉代及以后的经济文化繁荣创造了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绝非仅仅是“造行书”或指定一种字体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深刻的、成功的文化标准化革命。它以政治力量为驱动，以秦国文字为基础，通过规范小篆、兼容隶书，一举终结了战国文字的混乱状态，构建了一个超方言的、稳定的书面语系统。这一举措的功绩，远超秦始皇生前的赫赫武功，它如一把无形的巨钳，将原本可能走向欧洲式文化分裂的中华大地紧紧箍在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认同感。从此，即便山河破碎、政权分立，统一的文字始终是召唤民族重新凝聚的无声号角，这也是秦朝虽二世而亡，但其“书同文”遗产却能光耀千秋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