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融通经学成宗师

郑玄，字康成，东汉末年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巨擘。他生于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一生历经桓、灵、少、献数帝，身处东汉王朝政治动荡、学术纷争的乱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玄以深邃的学识、宏阔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胸怀，融通今古文经学，打破学派壁垒，集两汉经学之大成，最终被后世尊为“经神”或“郑学宗师”，其学说影响中国学术近两千年。

郑玄的学术成就，首先根植于其异常丰厚且多元的求学经历。他早年习今文经学，后师从古文经学大师马融，这为后融通两家奠定了坚实基础。马融是当时古文经学的，门徒众多，规矩森严。据《后汉书》记载，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亲见，仅由高业弟子传授。但夜诵习，未尝怠倦，后因擅长算术，才得以面见马融请教疑义，问毕辞归，马融喟然叹其“尽矣”，预言“吾道东矣”。这段经历不仅磨练了郑玄的意志，更让他深入掌握了古文经学的精髓。

学成归乡后，郑玄面临着东汉经学的复杂局面。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成为官方学术核心，但内部派系林立。概而言之，主要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所据为汉初儒生凭记忆用当时隶书写定的经典，重微言大义，与阴阳灾异、谶纬之学结合紧密，且在政治上立于学官，享有博士席位。古文经学所据为战国古文字写定的先秦旧本，重名物训诂，强调历史事实，长期在民间传授。两者在经文文本、解经方法、思想倾向乃至政治立场上均存在尖锐矛盾。此外，各家各师说门户森严，章句之学繁琐至极，“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学者皓首穷经，难窥全貌。

郑玄决心破除这种学术藩篱。他的方核心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具体而言，他不专主一家，而是今古文各家之长，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所有经说。对于今文经学，他取其合理的义理阐发；对于古文经学，他取其严谨的训诂考据。同时，他大胆摒弃今文经学中过度附会谶纬、荒诞不经的内容，也纠正古文经学中可能存在的固守与偏颇。他以《毛诗传笺》、《三礼注》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注，完美实践了这一理念。例如注《周礼》，他以古文经的《周礼》为本，兼采今文经的《礼记》和《大戴礼记》之说；注《诗经》，他以古文的《毛诗》为主，同时吸纳今文齐、鲁、韩三家诗说的合理成分。这种“择善而从，兼综融合”的注经方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更为完善通达的经学解释体系，即“郑学”。

郑玄的融通工作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建立在极其扎实的文献与语言学功底之上。他精研“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通过比对互证，澄清了大量古代典章制度、名物仪轨的记载。他的训诂成就卓著，能够娴熟运用音韵、文字、版本知识来校勘文本、解释词义。正因如此，郑注一出，便以其“通博”与“精审”迅速折服学界。史载“伊洛以东，淮汉以北，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甚至原来严守门户的学者也纷纷改宗，出现了“郑氏家法”风行天下的盛况，很大程度上平息了长期的今古文之争。

郑玄的生平与学术活动，也与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紧密交织。他曾因党锢之祸被禁锢长达十四年，在此期间杜门不出，隐修经业，专心著述，这反而成就了他学术的黄金时期。晚年遭遇黄巾之乱，客居徐州，仍讲学不辍，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他的学术声望极高，却屡拒朝廷征辟，甘为布衣，保持了一个独立学者的本色。下表简要梳理了郑玄生平的关键节点与学术活动：

郑玄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深远的。他通过融通今古文，结束了汉代经学内部长期的分裂状态，为后世提供了相对统一、权威的经典文本与解释。他的经注，尤其是“三礼注”，在唐代被纳入《九经正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其权威性一直延续至清代。尽管后世也出现了批评郑学或试图超越郑学的学派（如王肃的“王学”），但郑学的主体地位从未被彻底动摇。更重要的是，郑玄所开创的“通学”典范——即打破门户、兼采众长、注重训诂考据、追求经文本义——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的走向，为后来的魏晋玄学、唐宋经学乃至清代朴学都提供了重要的方资源。

总而言之，郑玄之成为“经学宗师”，并非仅仅因其著述宏富，而在于他回应了时代提出的学术整合需求，以卓越的学识与胆识，成功弥合了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巨大裂痕。他将经学从繁琐章句和神秘谶纬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更为坚实和理性的基础。在东汉末年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郑玄的学术工作，实质上是对中华古典文化一次系统性的整理、阐释与重建。其“融通”的精神，超越具体经说，成为一种宝贵的学术文化遗产，至今仍启迪着我们对待传统与学术应有的包容与创新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