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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宗教神话与民间信仰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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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宗教神话与民间信仰探析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王朝。其宗教体系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并与自然神祇崇拜巫术仪式王权合法性紧密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而权威的信仰系统。甲骨卜辞与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神秘时代的精神世界面貌。

至上神“帝”或“上帝”的信仰是商代宗教的顶层架构。“帝”并非拟人化的偶像,而是一种至高无上、主宰自然与人间祸福的抽象意志。它控制风雨、收成、战争胜负乃至城邑安危。商王虽为“下帝”,但其权力源于“上帝”的授权,并通过独占与“帝”沟通的权柄来巩固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帝”一般不直接享受祭祀,而是通过祭祀祖先来间接影响其意志。

与“帝”相对应的是庞大的自然神系统。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均被神化。例如,黄河(河)、嵩山(岳)、社(土地神)、稷(谷神)都是重要的祭祀对象。这些自然神与农业生产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对他们的崇拜反映了商人对自然力量的依赖与敬畏。祭祀活动旨在祈求风调雨顺、免遭灾害。

商代宗教的核心实践是祖先崇拜。商王认为,故去的先祖死后会升格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神灵,他们既能庇佑后代,也能降下灾祸。因此,频繁、隆重地祭祀先公先王是王室最重要的职责。祭祀种类繁多,包括周祭(按固定祀谱循环祭祀)、祔祭烝祭等,供奉大量牺牲,甚至包括人牲。下表列举了商代主要祭祀类型与特点:

祭祀类型主要对象核心目的特点与备注
周祭先公先王、先妣按祀谱循环致祭,维持祖先持续庇佑制度性最强,用牲规模大,常见于卜辞。
祭(泛指杀牲之祭)祖先、自然神祈福、禳灾、献享方式多样,包括尞(燎)、沈(沉)、卯(剖)等。
宾祭祖先迎请祖先神灵降临享祭强调主祭者(王)与受祭者的“宾主”关系。
御祭祖先、神祇祛除疾病、灾祸的禳解之祭针对性很强,常为具体事由举行。

在沟通人神的仪式中,(贞人)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精通占卜术,尤其是甲骨占卜。其流程极为严谨:先整治龟甲或兽骨,在其背面钻凿,然后灼烧,根据正面出现的裂纹(兆璺)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事项、结果乃至应验情况刻写于甲骨之上,此即甲骨卜辞。贞人集团是专业的宗教知识分子,他们的解释权深刻影响着国家决策。

与王室宗教并存的,是更为朴素的民间信仰。虽然缺乏直接文字记录,但考古发现提供了线索。中小型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少量玉器或工具,表明平民也存在祖先祭祀和死后世界的观念。对生殖崇拜巫术法器(如某些特殊形制的玉器、卜骨)的使用可能更为广泛。此外,对动物精灵(如虎、龙、鸟)的崇拜也见于玉雕和纹饰中,这些可能源于更古老的部落图腾,并逐渐融入商代的信仰体系。民间很可能存在各种巫医方术,以解决疾病、生产等日常问题。

商代的神话叙事虽未系统流传,但散见于后世文献与甲骨文片段。始祖神话方面,“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记载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故事,这反映了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痕迹。宇宙观上,商人可能已存在“四方”与“中央”的空间概念,并对应特定的风神和自然神。关于英雄神话,王亥(高祖亥)服牛驾车的记载,暗示其可能是一位被神化的文化英雄。这些神话元素为周代及后世神话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源头。

商朝宗教的人祭与人殉现象尤为突出。大量考古发现(如殷墟王陵区、祭祀坑)证实,在祭祀祖先、自然神及建筑奠基时,常使用战俘或奴隶作为人性。下表概览了其主要用途与规模:

用途类别祭祀对象/场合考古例证反映的宗教观念
宗庙祭祀先王、先妣殷墟大量祭祀坑以最贵重的牺牲(人命)取悦祖先,彰显王室威权。
建筑奠基宫殿、宗庙等建筑神灵殷墟宫殿区基址下的殉人献祭以求神灵护佑建筑稳固与吉祥。
墓葬殉葬墓主(贵族、王)武官村大墓殉人多达百数供墓主在死后世界驱使,是权力与地位的延伸。
祭祀自然神社、河、岳等甲骨文有“焚妾祭河”等记录向强大的自然力量献祭以祈求或禳解。

这一残酷实践,根植于商人认为神灵(尤其是祖先)需要享用血肉牺牲以维持其神力,并护佑人间的观念,同时也是政治威慑与资源(俘虏)处置的方式。

商朝宗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祖先崇拜的核心理念被周朝继承并加以“德治”的改造,成为宗法制度的精神基础。自然神祭祀体系演化为后世国家祀典(如祭天地、山川)的雏形。甲骨占卜虽逐渐式微,但其蕴含的天人感应思想萌芽,以及通过仪式沟通超自然力量的模式,为后续中国宗教与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某种思维底色。总之,商朝宗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主导的复杂系统,它既是王权统治的支柱,也是商人理解宇宙、社会与自我的精神框架,深刻塑造了早期中国文明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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