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宠费仲乱朝纲

在商朝末年波澜云诡的历史舞台上，商纣王帝辛与佞臣费仲的组合，被后世视为王朝覆灭的关键诱因之一。传统史书如《史记》等，将纣王塑造为暴虐的典型，而费仲则是助纣为虐、祸乱朝纲的奸佞代表。尽管现代史学对商纣王的评价趋向复杂化，承认其可能拥有开疆拓土的功绩，但费仲乱政作为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加速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其历史教训依旧深刻。

费仲其人，在《史记·殷本纪》中被明确记载为纣王宠幸的臣子。他并非庸碌之辈，而是以善谀好利、精于算计而获宠。其权力的核心在于掌控了通往纣王的言路与信息渠道。在专制王权下，这种对信息的垄断是致命的，它使得纣王日益被谗言包围，与正直大臣及天下真相隔绝。“费仲用事，国人疏之”的记载，恰说明其当权导致了统治基础——贵族与国人（平民）的普遍不满。

殷纣宠费仲乱朝纲的具体表现与恶果，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剖析：

其一，排斥忠良，迫害贤臣。这是费仲乱政最直接的表现。他与纣王另一宠臣恶来沆瀣一气，构陷打击如比干、箕子、微子启等王室贵族与元老重臣。比干因强谏被剖心、箕子被迫佯狂为奴、微子启无奈出走，使得商朝统治核心的智慧与制衡力量被彻底摧毁。朝廷仅剩谄媚之徒，决策机制彻底失灵。

其二，贪腐横行，敛财无度。费仲深谙纣王骄奢淫逸的欲望，为其搜刮财富，同时中饱私囊。《史记》载“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鹿台与钜桥成为其聚敛的象征。这种掠夺性财政政策，极大地加重了民众负担，使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其三，干涉诸侯，败坏外交。费仲的贪婪直接影响了商朝与四方诸侯的关系。据《史记》记载，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曾被纣王囚禁于羑里，其臣子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便投费仲所好，“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费仲而献之纣”。纣王大悦，释放文王。这一事件极具讽刺性：费仲的贪欲，竟意外帮助了未来最大的敌人周部族脱困，并使其获得了施行仁政、积累实力的时间。反之，对于不向其行贿的诸侯，费仲很可能进谗打压，导致诸侯离心。

为更直观地展现商末乱局中关键人物的命运与作用，列表如下：

其四，加速军事与政治的溃败。费仲乱政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严重削弱了商朝的军事动员与指挥能力。当周武王联军兵临朝歌城下的牧野时，纣王虽仓促组织大批军队应战，但其中多为临时武装的奴隶与战俘，他们“前徒倒戈”，反攻商军。这场溃败并非纯军事原因，正是长期朝纲紊乱、民心尽失、众叛亲离的政治总爆发。

值得扩展的是，费仲现象并非孤例，它是中国历史上“奸佞政治”的早期典型。其模式是：专制君主因个人欲望（享乐、虚荣、猜忌）需要，宠信善于迎合、脱离官僚正道程序的近臣或倖臣。这些佞臣通过垄断信息、提供非法服务（如聚敛、阴谋）巩固地位，进而系统性破坏正常的行政、司法与人事制度，最终掏空国家根基。后世的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宋之蔡京、明之魏忠贤等，虽时代背景不同，但其祸乱机制与费仲如出一辙。

此外，从更宏观的商周历史演变看，费仲乱政也是商朝晚期社会矛盾与统治危机的一个集中缩影。商代鬼神祭祀与王权虽高度结合，但贵族（包括子姓王室及异姓功臣）在政治中仍保有相当权力与制衡作用。纣王与费仲的所为，实质是王权试图挣脱所有传统束缚（包括贵族约束、祖宗法典、道德规范）的极端尝试，其结果却是彻底孤立了王权，使其在危机中毫无缓冲与支援。反观西周，在总结商亡教训后，发展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政治理念，并辅以宗法、分封等制度构建，一定程度上正是对殷纣之失的反拨。

综上所述，殷纣宠费仲乱朝纲的故事，远超一个君主昏聩、小人得志的简单道德叙事。它揭示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致命危险，展现了信息垄断与系统性腐败如何摧毁一个庞大帝国，并为我们理解商周鼎革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关键剖面。费仲之名，也因此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永恒的警示符号。